彭士禄

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海丰人，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年幼时父母牺牲，8岁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监狱，此后颠沛流离，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上世纪50年代，他响应党中央号召，隐姓埋名投身核潜艇研制事业，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他负责引进大亚湾核电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引领我国核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曾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科技顾问，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__年3月在北京逝世。

彭士禄同志个人成长和家庭发展，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见证党的建立、巩固、发展的__年奋斗历程。他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他以身许国、科技报国，求实创新、敢于拍板，践行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铮誓言，为我国核动力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高风亮节、淡泊名利，永葆初心、不改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躬耕不止，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彭士禄同志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党__年奋斗中感悟信仰的力量，把个人成长奋斗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__周年。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彭士禄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彭士禄同志亲属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证书。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科协、中国核工业集团党组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干部群众、科技工作者、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了发布仪式。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对话发生的时间是1956年。问话者是到苏联访问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陈赓，回答者是结束在苏联学习化工机械即将毕业回国的彭士禄。

当时，美国和苏联原子弹与氢弹已问世，苏联也有了核电站，而中国的核技术基础几乎为零。周恩来总理欲选择一批优秀的留学生转学核专业，为中国今后的核发展储备人才。彭士禄就是被选中的人员之一。

自此次对话之后，彭士禄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开启了在莫斯科动力学院为期两年的学习。从那时起，彭士禄便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从主持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到参与成功研制第一艘核潜艇，从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到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秦山二期核电站……尽管拥有“革命先烈彭湃之子、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等诸多响当当的头衔，彭士禄却说自己从事的工作都是垦荒，且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一头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

1970年8月30日，在西南大山深处的“909”基地，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设计研制的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这意味着，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装置开始运行了!

这一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而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闷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彭士禄这个名字，鲜有人知。直到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他才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走进人们的视野。而在这之前，他隐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无产阶级革命家、烈士彭湃的儿子。

时隔50年，又是一个8月30日，重温历史，致敬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他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

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彭湃的二子。上世纪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冲破阶级的“枷锁”，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1928年，他3岁，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那一年，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尽管彭士禄才4岁，他就已经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过，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8岁时，彭士禄被国民党当局抓进监狱。在那里，他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觉盖的是破麻袋。

1935年，在狱友们的掩护下，在监狱受了一年苦、差点被饿死的彭士禄终于出狱。之后，他从监狱转到广州感化院，患重疾又差点病死。10岁时，他开始沿着铁道流浪，一度靠乞讨度日。后来，彭士禄再度被捕，这一次，祖母周凤将其营救出狱。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直至1940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见到彭士禄时凝视了一阵子，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后来，15岁的彭士禄来到了延安，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顾过往，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1954年1月，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转眼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如果换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节车皮的石油，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这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回忆这段时光，彭士禄这样说道。也正是这段时光让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尖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但彭士禄偏偏“大胆”。

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开发前期，许多人对核动力的知识都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这一天，实验现场围满了人，负责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并不知道彭士禄满功率的计划，下午六点多钟，黄士鉴发现，竟然满功率了!他以为自己算错了，继续算第二遍、第三遍，第三遍，他才确定。

彭士禄的“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也并非胸中无数。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也有人问他，“在潜艇核动力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就在核潜艇进行最后调试工作时，剧烈的胃疼袭来，彭士禄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这一次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那一年，他才49岁!他说：“我喜欢这个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了秦山核电二期工程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到：“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群体团结，是合力，至关重要，最怕‘窝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劲越糟糕，最后变成负力，悲矣!尽自己的力气去做正功，没有白活。”

大国重器，以命铸之。他们在祖国贫弱的年代，创造出了荫护万代的财富，用自己坚挺的脊梁，给了整个民族以力量。几十年后，中国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洁的核电站。一代又一代核工业人不弛于空想，不鹜于虚声，将青春年华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潜艇、澎湃动力的核电站，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20__年3月19日，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成都站，苏炳添在60米预赛中跑出6秒56的好成绩，将另一名广东运动员温永毅在20__年所创的6秒58全国纪录提高了0.02秒;决赛又以6秒59获得男子60米冠军。

4月24日，全国田径大奖赛系列赛肇庆站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以10秒45夺冠。

7月8日，日本神户第19届亚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21的成绩夺得冠军，并达到奥运B标，10秒21也是亚锦赛100米历史上的第二个好成绩。

8月17日，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决赛，苏炳添以10秒27获得男子100米季军。

9月8日，在合肥奥体中心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暨伦敦奥运会达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16(顺风0.7米/秒)的成绩打破了周伟创造的10秒17的全国纪录，并达到了奥运A标。

9月26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甲组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以10秒34的成绩夺冠，并打破赛会纪录。

在20__年东京奥运会上，有一位短跑运动员，他拼尽全力，仍未登上领奖台，但他却凭借9秒83的成绩，成为第一个闯进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黄种人。

这个成绩，一举打破亚洲纪录。他的名字在赛后轰动世界，是继刘翔之后，又一个封神的中国田径英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国人心目中的短跑英雄，却是一个超期服役的80后运动员，甚至几次想打报告退役。

不过幸好虽然伤痛、年龄等因素让他在训练中倍感压力，但他却从未放弃过心中的梦想。

他就是中国飞人苏炳添。

在短跑之路上，他为自己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苏炳添，1989年出生在广东中山古镇镇，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古镇镇特别重视田径运动，经常在村子里举办比赛，比苏炳添大9岁的表哥就是村子里的短跑冠军。

苏炳添和表哥的关系很要好，两人经常在一起追逐玩耍，有时候，苏炳添比表哥跑得还快。

上学后的苏炳添真正接触田径运动还是在初中，看着学校田径队员的专业训练，苏炳添也想加入。

无奈苏炳添个子低，达不到入队的标准，被教练拒绝了。为了加入田径队，苏炳添给教练展示了一个绝活，他以1米5高的身材，向上跳跃后可以摸到2米9高的门板。

教练惊讶到合不上嘴，随后如获至宝般地接收了苏炳添。

县城的体育学校，训练条件实在有限，连最基础的训练设施都不完善，现有的设备也都是破破烂烂。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苏炳添坚持每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训练，一练就是一整天，每周六日天天如此，从未间断过，但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累。

经过教练专业的指点，苏炳添无论在技能上，还是在体能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他在学校、村里的各项比赛中多次夺得冠军，这也为苏炳添日后成为“飞人”打下坚实基础。

在过去，田径项目一直都是我们的短板，由于这是一项直接比拼人体素质的运动类型，因而几十年来，国内体育人士一直都希望能够在田径赛场上有所突破，从当初刘翔在雅典奥运会夺冠之后，也顺势打开了中国体育的一项新的大门，而如今在男子百米短跑项目里，苏炳添的出现，也令中国田径再次看到能获得奥运奖牌的机会

是的。我为奥运喝彩，源于我们对更高，更快，更强的无限崇拜。也许正是因为它，人类才能不断超越极限挑战自我。也许正式因为它，才有了成功者和失败者。无论是否成功，无论是否失败，他们都是英雄!奥运会不仅仅属于那些成功者，也同样属于那些令人叹息的失败者，金牌并不令人感动，真正让人感动的一定是那为跋涉奥运付出的艰辛和汗水，因为所有参赛选手多自己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使得奥运会多了几分精彩，多了几分喝彩!

是啊，因为我们是普通人，所以我们无法洅奥运场上竞争，但是，我们也从成功者和失败者身上汲取了许多养分。在生活中，我们也会要求自己洅更高更快更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我为奥运喝彩，源于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和平，公平。在奥运五环下，洅奥运圣火的照耀下，各大洲人民走到了一起。心连心，手拉手，在这17天里，他们忘记了战争，忘记了金钱忘记了利益。他们只铭记着和平，公平，公正。在公平的赛场上，在奥运圣火的照耀下，他们同样点燃自己的鞥想，也许，这才是人们真正想做的事情。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清华大学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如今，王秀丽的女儿在女高读书，生了大病，为了方便照顾女儿，她搬进了女高的教职工宿舍。12年了，建校时种下的芒果树已经郁郁葱葱，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丽指了指掩在树后的教职工宿舍，说，“她开心的时候，会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丽啊，你出来一下，秀丽啊。听到张桂梅的声音，王秀丽通常是穿着睡衣就往外跑。那个瞬间，小喇叭变成了张桂梅手里的一个玩具，用来呼唤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节，张桂梅给了王秀丽一张自己病例的复印件，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骨瘤、肺气肿、小脑萎缩……她被查出来23种病，有时候太痛，也会和王秀丽诉苦，我死了算了，我把这窗户打开，就从这里跳下去。

但更多时候，被小喇叭叫出来后，两人只是斗一会儿嘴，闲聊。很快，张桂梅又举起小喇叭——下课铃声响了，10分钟的吃饭时间开始倒数计时。“跑快点”、“说你呢”，张桂梅又变成那个严厉的女高校长，学生嘴里的“大魔头”、“周扒皮”。

张桂梅初来华坪那几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杨老师经常通信。那时候，张桂梅的名声渐起，杨老师写信告诉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议论，觉得张桂梅那样活着没有意思。没有家庭，不能完整地过日子，放弃了世俗的快乐，那么拼命，把老师和学生都折磨成那样。杨老师记得，她没有生气，只是回信说，人活着，反正要做点事情。

每次到昆明开会，张桂梅一定要当日来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声划破，夜晚，再用喇叭声结束。要是哪天听不到喇叭声，女孩们总会探头探脑地问，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鉴常常听到张桂梅说的一句话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但女孩们进了大学，有了舞台，张桂梅几乎再不和她们联系，“老惦记人家干嘛，她出去放飞，放飞就行了”。

跟着张桂梅看多了山里酗酒的父亲、愚昧的母亲、女孩们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鉴觉得，如今她们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已经足够珍贵。很多当年的女高学生们都成家了，他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时候拍山里的风景。那些风景对于她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贫穷、被困住的生活，“因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张桂梅急剧地衰老了。20__年，几种病凑在一起发作，她被送进了医院，那之后，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变得空空荡荡。如今起床，她会留下一床凌乱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顺势再躺进去——她已经没有力气扯开叠得整齐的被子。离开女高回北京后，殷鉴给她打电话，她说，前几天差点人就没了。他听着揪心，后来打电话给她，都需要下半天决心。

这两年，王秀丽感觉张桂梅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女孩如果在学校不听话，她家访时会当着父母的面骂：我们都供你读书了，你还如何如何。但现在，她只是会说，姑娘，你要好好读书，要不然对不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温柔地对待她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她就是老了。”

张桂梅身边的人说，她似乎只剩一口气撑着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让女高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每次课间操期间，她让高一高二的学生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我的学校要是能出一个清华、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说这话，没事她就拉着王秀丽观察她的女孩们，“你看我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着很好嘛……我的学生里到底哪一个是清华、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个都不是。”杨文华又来泼冷水了。他的班里出过云南省第一名，培养过清华、北大的学生，知道高考每个科目应该不得低于多少分，“但张老师一点概念都没有”。

有一回，张桂梅犯心脏病，趴在柱子上动不了，一个女孩走过来拍拍她，不说送她去医院，只是说，别着急，我给你考清华，就走了。女孩把课本背了五六遍，最终上了浙大，那是张桂梅离清华、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们都是在硬考，“累个半死”。

还有一回，张桂梅花了几万块钱请了一位名师来讲课，对方不带课本，公式一个套一个，从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来，“哗啦啦讲完了，我们全部傻了”。张红琼教地理，女孩们高中入学了，问她们美国在哪儿，都指不出来。女孩们努力了，考了个20分，也急，也哭，老师们不敢骂，只能安慰。那个上浙大的女孩，书背到第四遍的时候，她告诉了张桂梅，张桂梅说，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许就上清华了。

每一年高考成绩出来，都让张桂梅失望。但殷鉴说，“我们又觉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当时就……因为她现在的这个身体，真的靠这个作为精神的支撑。”

早上5点15分醒来，张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干了不干了，明天就不干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着药，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艰难，腿落地就像针刺一样。但她又想起来她的清华北大，“六十多岁了，不想彻底治病了，这点余光我放着就行了，继续追逐我的梦想”。

《人物》最后一次见到张桂梅，是11月的一个傍晚，她从儿童之家出来，穿着羽绒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刚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们帮她擦了药。“擦完药也不好使啊，难过得要死要死的。”她说，“此刻我就想找个地方好好躺着。”每天傍晚，她都会去儿童之家待一个小时再回女高。10分钟的路程，她已经走不动了，一个儿童之家的孩子骑着电动车送她。

她拒绝了和我们再聊一次，“给我留点力吧，我还要去找学生聊。再不回去，她们估计又以为我去医院了”。她用手撑着骑车人的肩，侧着身子一点点挪上了后座，“到我明年高考完，我能活到明年高考完……到时候你再来，看我的成功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