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

九一八后部分学生的口号抗日

九一八口号

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理性爱国 抵制日货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拓展阅读

殴打劝学生读书的蔡元培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此举从形式上宣告了中国统一，在此之前，担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便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蔡元培认为中国已经大体统一，国民政府不再需要依靠学生运动来推进国家统一了，因此学生还是应该潜心学习，所谓“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

秉承这种认识，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便不赞成学生通过罢课、示威的方式来抗日，“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岂不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么!”1931年12月13日，蔡元培向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一份劝阻学生来南京示威的电报，此举对学生运动不啻是泼了一瓢冷水。

不过，蔡元培的劝阻并未能阻止学生前往南京示威，到12月15日便有数万学生前往南京示威，当日10时左右，两千余学生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蔡元培作为北大老校长、大学院院长，自然要同示威学生对话，结果便被打了。

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书记载，当时蔡元培“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随后学生们将蔡元培绑架，“向门外冲出”。《蔡元培年谱》则记载，“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也有残疾，蔡老先生被强拉着拖行几百米，右臂红肿异常。”

蔡元培事后接受采访时谈及自己伤势：“予头部受棍击，似无伤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不过蔡元培并未怪罪学生，而是认为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未能教育好学生。

主动参军抗日的学生极少

学生除了以罢课、示威的方式进行抗日请愿外，其实很少有人主动参军走向前线。据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一书对50名东北流亡学生的调查，不少学生并未直接参军：在日伪政权中任职的有13人，占26%，流亡到“国统区”后读书和工作的42人，占84%，到达共产党控制区域后工作、参军26人，占52%，流亡后返回伪满洲国上学或抗日的3人，占6%(不少人流亡到过日伪、国统区和共产党控制区，统计不互相排斥)。

从这个调查看，直接参军抗日者并不是多数。同样的情形，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再度出现，据华彬清《1949年之前的南大党组织》一文记载，1932年1月29日，南京各界五万人欢送十九路军开赴前线，当时仅有4名中大学生报名参军，赴上海抗日，可见参军人数极其稀少。

实际上，不但学生很少去参军，有些学生团体，虽然打着参军支援抗日的旗号，但毫无实际行动，比如著名的学生请愿团体“青年援马团”(支援马占山抗日之意)，他们抬着棺材从上海出征，却选择走路到东北，鲁迅先生不无讽刺的写道：“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如果走到东北，恐怕要三五载，这是哪门子救国抗日的办法呢?

张学良痛斥学生说大话使小钱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选择不抵抗，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张学良本人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马君武先生便写了一首《哀沈阳》讽刺张学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不过马先生误会了张学良，当晚张学良是在为东北水灾募捐，并非跟胡蝶跳舞(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不过这一首诗传播甚广，也激发了当时的爱国热潮。但晚年张学良却不以为然，据《张学良口述历史》记载，张学良晚年曾反问：“可是抗日那事有什么好处?谁拿出力量?空话。谁干什么了?就老百姓拿出力量了吗?说大话、说漂亮话谁都会说，但是做起来谁做?我问你，有什么帮助?”

张学良还讲起了张伯苓给他的建议，即建议学生参军上前线，但学生们不答应，后来提议学生到后面挖战壕，但学生嫌“挺累的，我不去。”张学良直言“我真是看不起。”

即便到了晚年，回忆这段历史，张学良还是忍不住痛斥学生：“说大话都会说，骂人都会骂，让你干，你也不干。那有个担子、挑子，你去拿去，那你怎么不拿?让你去拿，我也拿不动。哎呀!我已经九十一岁了，这个经验太大了，我就说啊，说大话使小钱。”

结语：

学生参军抗日，其实1943年后才发轫，到1944年才形成高潮，这与蒋介石所提“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密不可分，但若追溯到九一八后，中国的学生并无主动参军抗日的举动，甚至不少学生运动还是受各类派系主导

抗战胜利70周年表彰-抗日英雄事迹材料

民族英雄八女投江

“八女投江”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与日军血战到底而决不屈服，最后集体投江殉国的英勇事迹。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纠集伪蒙、伪满军在松花江下游展开了“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4、5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向西转移，遭到日军多次围追堵截，牺牲了很多抗联战士。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5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原名郑志民)、胡秀兰、杨贵珍、郭桂琴、黄贵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抗联队伍经过几日的奔袭，战士们又饿又累，师长决定在岸边休息一夜明天早晨过河。10月的北方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部队在河畔露营后，燃起了几堆篝火取暖。日伪特务葛海禄发现了江边有篝火闪动，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有抗联战士在江边休息。后半夜，日军熊本大佐集合了一千多日军与伪军将抗联战士包围。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急忙向外冲。冷云比较冷静，命令七名女战士卧倒，敌人没有发现她们，向大部队逼近。此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此生死关头冷云果断地组织女战士殿后，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军火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敌人一下子慌了神，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抽出一部分兵力向她们还击，大部队乘机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冲出去的同志最后听到她们齐声喊――“快往外冲啊!保住手中枪，抗战到底!”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的更加猖狂边打边叫：“乖乖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当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冲出日军的包围后，多次组织抗联战士回来营救，因日军火力强大未能成功。被包围的八名女战士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写下“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 8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她们中最大的25岁，最小只有13岁。

民族英雄事迹

的原名叫李坤秦，她19xx年出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她勤奋好学，从小就向封建习俗示威。她逃脱了裹小脚的恶习，她还带头把长辫子剪了，从此走上了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1926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山省。在这紧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发动人民抗日战争。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经受了种种挑战。为了便于工作，她毅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一直到牺牲，她一直没见过自己的孩子。

1935年在白雪茫茫的山林中被捕了。敌人用用尽了残酷的手段，也无法使开口。1936年8月2日，敌人用子弹取了年轻的生命。

旱河上，巨大的桥型暗堡中向外喷吐着罪恶的火舌;桥型暗堡下，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战士巍然挺立，单手托举着炸药包，导火索燃烧着，冒着青烟哧哧作响，战士高声呼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喊声，震撼山河;这喊声，穿透硝烟，成了千万人的呼喊;这喊声，至今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46年秋天，国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住文水一带的八路军调往晋西作战，阎锡山趁机扫荡晋中平川，形势恶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中共xx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留少数干部组织“武工队”，坚持敌后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也接到上山的通知。但经过锻炼逐渐成熟起来的，想到自己年龄小易于隐蔽，敌后工作更需要她，请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上级批准了她的请求。在艰苦的环境里，她深入敌区;收集情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经常出入“青纱帐”，隐匿“古墓穴”;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协助“武工队”镇压了云周西村罪大恶极的反动村长石佩怀。

攻打上甘岭的战斗是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主力部队是我们45师的134团和135团。当时是135团二营六连的通信员。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 他被抽到营部当通信员。六连的战斗任务是依次收复六号、五号、四号和零号阵地。拿下了前面的三个阵地后，六连的90多人只剩下十来个人了。19日凌晨，连长万福来把剩余的战士编成三个爆破小组，对零号阵地的几个地堡实施爆破。结果，三个爆破组轮番上阵，全部伤亡殆尽。

正在这时，、吴三羊和肖登良冲了上去。他们三个人交替掩护爆破，很快炸掉了三个小地堡，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地堡了。这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重伤后奄奄一息。指导员在敌照明弹的光亮上看见只剩一个人带着伤在运动时，连忙爬过来用机枪掩护。拖着受伤的腿，慢慢爬到地堡前，然后奋力投出一颗手雷。不料这个大地堡很坚固，手雷爆炸后只炸塌了地堡的小小一角。敌人的机枪依然疯狂喷吐着火舌。这时，的身体向机枪射孔果断移动，用身体堵住了那条炽烈的火舌……

王二小

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xx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