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叶嘉莹1923年生于北京察院胡同，1948年跟随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丈夫迁往中国台湾。最初她任教于中国台湾彰化女中，之后受台静农先生赏识，1954年至1969年先后被聘于中国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1969年，叶嘉莹又受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20__年她回到祖国定居，并受邀在天津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任教。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这是1974年，叶先生申请回国探亲，写下洋洋洒洒近20__字的《祖国行长歌》中的长词节选。在陈传兴看来，叶先生对祖国的深情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义和使命感，是最打动他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没回国定居前，她都是自费往来于祖国和加拿大之间，为大陆的公众讲授诗词、传授吟诵的方法，20__年她向执教的南开大学捐赠1700余万元的个人版税和稿酬，成立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我觉得是时候，把叶先生的故事、把她的精神世界，通过影像语言，讲给观众听。”诗词、家国、血缘，在叶嘉莹先生身上相互作用交织，陈传兴希望用影像语言，把自己和叶嘉莹先生同样从中国诗词文化中获取的人生滋养，分享和传递给更多的两岸观众。

在电影中，陈传兴也完成了一次大胆的实验：“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中国自己的电影美学叙述方式?”

敦煌壁画、晋祠、五台山佛光寺……长短句、慢词、小令，2个小时的电影中，陈传兴试图用最中国的元素，写意悠缓又注意留白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以及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联结。

陈传兴说，他相信在诗的国度里，大家可以一起翱翔，消弭所谓语言、文化、国家、时间的隔阂，同时通过诗词，为两岸民众打开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之门。

遗憾于在中国台湾，已经鲜有年轻人知道叶嘉莹先生、热爱古典诗词。拍摄《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实际也是在了陈传兴他自己的一个心愿，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的社会使命。

随着《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的公映，陈传兴“诗人三部曲”终曲。谈到为何要耗费10年的时间，以漫长的生命时光，去探寻诗人的精神世界?陈传兴给出的答案是，“拍的是诗人的人生，想表达和述说的，其实是中国文化在经历不同历史时期中，一直在保留的核心精神。”

用10年的时间，专注拍摄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派诗人，好似有陈传兴没有明说的私心。他希望用诗歌重要的黏合剂，把中华文化和历史以及整个华语世界中的人凝聚在一起。

《掬水月在手》是叶嘉莹先生唯一授权的一部传记电影，导演陈传兴此前曾策划拍摄了在两岸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中国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家、作家的一生，随着《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的成功上映，标志着陈传兴“诗歌三部曲”创作终章。

导演陈传兴介绍，为拍摄全景式反映叶嘉莹先生“历经磨难又活得光亮的一生”，电影拍摄团队用时3年，分别在两岸、香港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叶嘉莹先生出生、学习、工作、生活的地方取景，采访了叶嘉莹先生的亲友、学生40余位，力图还原叶嘉莹先生以弘扬中华诗词为己任，历经烽火硝烟、家道变迁，活出如诗一般铿锵人生的精神世界。

“她内心中因为有古典诗词作为支撑，所以历经磨难依然能够活得足够光亮，到了晚年，她还能够想到用曾经支撑自己走过苦难的古典诗词反哺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成为整个华人世界的一道光彩。”陈传兴说，这是叶嘉莹先生最让他感动的人生力量和去拍摄这部传记电影的驱动力。他希望透过《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传递一个核心的观念：中国需要有诗。在任何时代，不管是和平、战争、苦难的时代，诗人的存在为什么都是不可或缺?

“叶老师一直在我的拍摄名单里”

20__年，陈传兴成立行人文化实验室，策划一部在两岸、香港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主题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在中国台湾、香港生活的最重要的几位文学家、作家的一生，他本人还参与了诗人郑愁予和周梦蝶两集的拍摄。

“叶老师作为‘诗词的女儿’，她的生命光辉和精神世界一直感召和引领我。”虽然不是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出身，但是陈传兴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种天然的心灵亲近。

上世纪80年代初，陈传兴在中国台湾一家书店偶然看到叶嘉莹先生早期诗词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迦陵谈词》，从此就书不离身，爱不释手。“到法国留学时，我把这本书带在身边，这次为《掬水月在手》的电影宣发来到大陆，14天隔离期中，我还不时翻看这本书。我觉得每每翻看中国古典诗词，都会带给我一种美感，给予我滋养。”

尽管此前为拍片，陈传兴多次往来大陆，但此次大陆之行，让他对大陆、对古都北京收获别样的感受。

“我原来不知道北京的钟楼和鼓楼离得这么近，这次和朋友一起坐在什刹海一个茶馆的露天平台上，秋色浓郁的芦苇在眼前飘荡开，好似时光穿梭，我跟着当年的叶先生，穿过什刹海的胡同，到她的老师顾随先生家里吃饭。冥冥中好似天公的安排，让我跨越两岸的时光机，来讲述两岸的一段过往，叶老师就是联结两岸的一座桥。”

叶嘉莹说自己“好为人师”，因为急于把自己所知道的诗词里的好处告诉别人。

她阅读涉猎广泛。中国的、外国的，文学的、心理学的，经典的、畅销的，她都看。

受聘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20年间，叶嘉莹几乎每天开车经过西南海边大道。大道右边是高高的森林，左边是住宅区，越过住宅区，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退休之后，只要从中国讲学回来，她仍每天风雨无阻地在这条路上往返，去亚洲图书馆看书、研究、撰写新的论著。除了午饭时分到休息室吃自带的三明治和水果，她要待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她在海外查着英文字典教书，英文提高了，就去听西方人的课，借西方文学理论的书。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

叶嘉莹指出：中国传统文论, 需要以西方的新理论来补足和扩展。

她讲心与物相感的关系，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比兴”，是西方现象学所说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她讲秦观填词的用字和内心的敏锐时，提出希利斯·米勒的观点——不管小说的内容有多少不同，他总能在不同故事、情节和风格之中，找到作者的本源。她因此解释用词源于“真正心灵情感的本质”。

谈到温庭筠的《菩萨蛮》，一句“懒起画蛾眉”，她讲杜荀鹤和杜甫的诗，也用西方学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蛾眉”就是联想轴上的一个语码。因为“照镜画眉来做托喻，在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可以唤起我们的联想。你一看蛾眉，就能想到离骚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想到李商隐《无题》里的‘长眉已能画’。”

近些年，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本科时读英文专业，然后去国外学西方理论。回国后，将这些理论生搬硬套到自己的文化上。她觉得这不可取，必须先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理论是荃，目的在鱼。”

她创造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诠释中国古典诗词美感特质的本质性。她说，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不久后，丈夫离世，她精神上的石头随之瓦解。女儿毕业、结婚，她肩上的重担也随之减轻。当时她想：“我一辈子辛勤劳苦，到晚年，我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我想我将来可以乐享余年。”

1976年，命运给了52岁的叶嘉莹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同时罹难。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每一句都是对女儿最透彻的思念。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年逾半百，痛失爱女，叶嘉莹悲痛欲绝。但是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听闻中国恢复高考，她请愿回国教书。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她曾在信中写道，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地争取。1979年春，国家同意了叶嘉莹的申请，最终受邀去南开大学任教。于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教书报国路。

每次上讲台，叶嘉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期间也很少喝水。虽然因为皮肤过敏，叶嘉莹的手常会因接触太多粉笔而皮肤开裂，但是仍常常在黑板上大段板书。

因此，她的课程在南开非常受欢迎，不仅中文系，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学生都来听讲，场场爆满，甚至有学生为此伪造听课证。在此期间，叶嘉莹应邀到国内的几十所大学讲学，以及辗转国际多所大学讲学，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

除了教课，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师顾随的名义设立“驼庵”奖学金。她在晚年卖掉京津两处房产，又将自己的稿费、版税收入悉数捐出，累计捐赠3568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立了“迦陵基金”，用以支持研究古典诗词文化。

将全部财产捐献，在她看来，不过是实现了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不惧岁月，优雅老去。

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__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叶先生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这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来台。在白色恐怖之下，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几年后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一句，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恼。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又一次给了她沉重的打击。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

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觉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一年后，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不久，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__年，她决定定居南开。

叶嘉莹为她一生获得的学者、教师和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说大半生的时间都用于教学了，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的都排在这后面。

“我天生来就是一个教书的。”叶嘉莹说。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整整70年。

初回南开，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堂下座无虚席。她写下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

诗词几乎是叶嘉莹生活的全部，尤其现在当她孑然一身迈入老年，给年轻人讲课成了她最愿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请，她都欣然前往。30多年来，她曾经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学，举行古典诗词演讲有数百场之多。

“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她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当被问及，为何在如此高龄，还要坚持推广普及古诗的吟诵时，叶先生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年轻人。以前我上课大多是在讲批评啊讲欣赏啊，但是我没有教吟诵。近代之后，吟诵被认为是腐朽落寞的文化，逐渐不被提倡。离开中国台湾后，我觉得吟诵要是断绝了真的可惜。不留下正统的吟诵，我觉得对不起下一代的学生。”

古典诗词该用什么方式来传承?这是个讨论了很久的议题。

叶嘉莹的答案之一是吟诵，古人讲究“吟而成文”，中国古诗词由吟诵而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出自《周礼》，乐语是古代贵族子弟美育的重要部分。从周朝开始，我们的学习就是伴随着吟诵开始的。吟诵是学习古典诗词的重要法门，它所带来的兴发感动的体会，是深入理解古诗词的基础。”

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的叶嘉莹强调：只有中国有吟诵，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英文诗有朗诵、朗读，也有轻重的读音，但是没有我们这样拿着调子的吟诵。所以他们把吟诵翻译成chanting，这样翻译并不准确，因为chanting 其实是佛教做法事时的念诵，与诗歌的吟诵不同。

她对于吟诵非常“执着”，在《掬水月在手》里，能看到许多的吟诵镜头。叶嘉莹觉得，吟诵是“复活”诗人生命的手法，要读懂词人，就是要进入对方的语境中，过别人的人生。

当诗词加上韵律声调，不仅更好记忆，也离作者的情感世界更近一步了。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嘉莹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电影邀请日本音乐家佐藤聪明以杜甫《秋兴八首》为本，结合雅乐及现代乐创作电影音乐，为杜甫诗歌带来新生命，并以杜诗形成电影的隐性双线叙事结构，由外而内，追寻交织于叶嘉莹身上的个人生命史和诗史。

影片表层的结构，是以叶嘉莹在北京察院胡同的祖宅为章节，从大门走入脉房、庭院、内厢房，循着时间和空间脉络，一层层进入更深的心灵境地。最后一节没有名字，似乎暗喻祖宅的被拆，也隐藏了内心深处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味。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是叶嘉莹辛苦坎坷的一生经历，而一位友人却说她，“人生最难的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轻而化之”。

经历了这么多离难兴悲，一个人如何能够承受得了?但叶嘉莹泰然处之，平静、疏淡地回忆自己的漂泊辗转和至亲的离去，仿佛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云烟过往，而她沉浸、陶醉其间的，是唐诗宋词。她津津乐道于王国维的“要眇宜修”难以统领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自得于为它找到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当她沉醉地吟诵《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娓娓道来其诗词之法门时，像在电影里滴了几滴她的学术精华，令人想见那些学生为何会仿造听课证来聆听她的讲学。叶嘉莹一针见血地道出古诗词中幽深隐秘的情感，而对于自己亲历的丧乱、生死却仿佛视而不见，这在电影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复调，留给观众思考回味。

这种优美的复调形式中，也带有对古典诗词呈现形式的一种现代化创新探索。前不久，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在网上再次引发热议，很多网友好奇于其中的男女对唱歌词全然不同，却能完美和谐，其中也借鉴了一种诗词相和的复调形式。在《掬水月在手》中，最为精妙的一处是叶嘉莹和其师顾随两首同题词作的呈现。他们曾就一残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先后创作两首《踏莎行》，两词意思相和，但文辞不同。电影中，男声和女声同时吟诵了这两首词，字幕分在左右两边，而最后一句合为一处。这令人感受到了诗词吟和中，文辞虽异，却能共通共鸣的妙处。稍显遗憾的是，“对唱”版《踏莎行》朗诵语速稍快，字幕停留太短，未能给观众留够思考和欣赏的间隙。这是复调结构对于大银幕呈现的挑战，细节、层次丰富，大量文言文和古诗文穿插呈现，在小屏幕和网络传播中，更方便随时停留查看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这种复调结构所带来的参差错落之美。

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中国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对叶嘉莹而言，更沉重的打击在52岁那年到来。她曾对大女儿说早点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帮你带。这是她对自己晚年的另一种设想。

1976年3月，52岁的叶嘉莹在美国东部参加亚洲学会。她收到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消息，立即飞往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她在《哭女诗十首》里，写“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为”，“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参加完葬礼，她回来学校工作。见到同事朋友学生，最多眼圈一红，就低头走过去了。“她的丧女之痛，似乎都用学问和诗词抚平了。”叶嘉莹的朋友刘秉松回忆。

导演组问她，这种抚平，是因为叶嘉莹不敏感吗?

“我觉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对诗词中那些幽微的情感体会得那么透彻，怎么会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诗词救了她。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么高的层次。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在刘秉松看来，“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

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心愿，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务，所以带走了她的女儿。”《掬水月在手》副导演沈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要这样去说服自己或这样去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其实是以他的亲人的离去为代价的。”

诗词帮助她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她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女儿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国探亲。那时_结束。在火车上，她看到年轻人捧着《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时，买到《天安门诗抄》。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平生学的这点东西”，还可以报效祖国。

1978年，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叶嘉莹回南开讲学之时，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

陈洪坦言，当年叶先生还是有些“囊中羞涩”。自己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先生一定买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跑来听这位北美教授的课。她回忆叶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戴锦华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她给大学生讲，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

有的课程录像中能看到她轻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语调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她的讲稿被整理出来，有学理工的学生看了一个通宵。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

前几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收入。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有记者来采访，叶嘉莹说，我本来也没有要他们公布。本来是我捐了就是捐了，是校友会他们说出去了。

“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她很直接地对着镜头回答。

很多人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弱德之美”。

“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随命运的拨弄和抛置。”她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自己的路。”

20__年起，她开始在南开招收研究生。

她不喜欢麻烦别人。回国教书后，她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独自居住，不请保姆。一次起夜，她在卫生间滑倒，摔断了锁骨，怕影响秘书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个多小时，天亮才拨对方电话。

为了节省做饭的时间，她让秘书可延涛买好速冻水饺，最多一次买了10斤。可延涛说，叶先生对学问的要求很严谨，但对生活的要求很低，特别是不愿意在吃饭穿衣这样的琐事上浪费时间。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很旧的衣服，她也从不舍得扔掉。有的破了洞，叶嘉莹就自己拿针线把破处缝好。

沈祎记得，到叶先生家里拍摄时，她捧着饭碗大口吃饺子，但从没有衣着随意、不打扮不收拾的片刻。

一生里，她最看重“教师”的身份。直到91岁时，她还在家中给学生上课。她要求学生读文献原文，多背诵。对于不认真的学生，她会严厉地批评，语气近乎呵斥。但学生如果刻苦认真，即使谈诗谈得笨拙可笑，她也宽容。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学生钟锦曾回忆，有一次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个年纪挺大的师兄说得完全不对路，旁人都听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认真投入。一看叶嘉莹，她用书把脸挡着，躲在后边悄悄地笑。

只要血压平稳，学生和朋友们传来的邮件她会在晚饭后逐一回复。哪怕是收到群发的风光图片，她也会一个手指敲打键盘，认真地回复“收到，谢谢”。

热爱古典诗词的陌生学生写信或邮件给她，也能收到她的回应。

从物理系转读古代文学的学生考研失利，写邮件给叶嘉莹。叶嘉莹用家里座机打电话给他，鼓励他不要灰心。还有的学生没奢望过回复，信里没有留联系方式，她便托秘书顺着信件里的信息找到对方。

外出讲座，她每次仍站着讲两三个小时，有学生发现，叶先生腿都肿了。

为了让她有更好的讲课、开会、研究的场所，一位海外学生提议修建一所学舍，就像古代的书院一样。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始响应。

“他们每个人都出资不菲。”陈洪回忆迦陵学舍的筹建，“若干学生听说了就来了，有学生说所有家具都是我的，有的说所有电器我都负责了。他们都是十几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听了叶先生的课。”

20__年，迦陵学舍落成。叶嘉莹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分批运回国，大小不一的旧行李箱上贴着注明“资料”的纸条。

这座中式四合院，东邻南开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西面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故居宁园。

《掬水月在手》纪录片大部分场景在此拍摄。看过这部纪录片，戴锦华直言，我们面对叶先生的诗和她本人会“失语”，“所有的语言都显得丑陋”。

有观众想到了叶嘉莹在台北写的一首诗，最后两句“千年沧海遗珠泪，未许人笺锦瑟诗”。叶嘉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凄美，不必因为没人作出笺注引以为憾，而是根本无法笺注，因为诗中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远非笺注所能为力。“叶先生为文、为人里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也是我们所难用语言表达的。”

“捧起一把水来，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水里的光影离你很近但又离你很远。我觉得天下的美都在于一种‘距离’，在你的想象之间，可望而不可及。”叶嘉莹这样解释“掬水月在手”。

一名学生体会过这种美。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叶嘉莹站在台上讲课，他站在距离叶先生十几米的地方静静听着。“她讲的每句话你都能听懂，词里的美也能领略到，可就是觉得离叶先生那么遥远。”

有人形容这种感觉，“月光很近，但月亮很远。”

但叶嘉莹只谦虚地说，我只是水中之月。

1941年秋天，叶嘉莹怀着梦想进入了她的象牙塔，在辅仁大学，是叶嘉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人生总是在喜从天降时祸也不请自来，1941年9月，十七岁的叶嘉莹正沉浸在大学开学季的欢喜里，同时，也迎来了她人生当中第一个厄运——母亲的去世。

母亲的去世给叶嘉莹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17岁的她，已经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已经对万事万物都有了深深的情感，她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孩子，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所以母亲的离去对她来说，无疑上天给了她一颗甜枣，又打了她狠狠地一巴掌，同时也断了她一条路。为了祭奠母亲，她写下了八首哭母诗，这段痛苦的日子是诗陪她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此后，叶嘉莹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北京家中她是长姐，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她一下子长大了，懂得了责任是什么，彼时沦陷区物质条件艰苦，度日很是艰难，但幸运的是，她情感并不孤寂，她还拥有贤惠慈祥的伯母，母亲去世后，伯母就担当起为两家人做饭的责任，每当叶嘉莹要帮忙时，伯母总推开她让她去专心读书。

走出母亲去世的阴影后，叶嘉莹把心思放在了学习上，因为才华卓然，容貌清丽，很快就成为了学校里的名角儿，也就是在这期间，她遇见了人生的伯乐顾随老师，1942年秋季，叶嘉莹正值大二，在唐宋诗课程上，遇到了她生命中的贵人——恩师顾随，顾随既是她的文学教父，又是她的人生导师。

两人成为师生关系后，因为共同的爱好，对诗书的追求，使得两个人成为了高山流水之情，顾随的授课方式飘逸自然，从不刻板，因为对诗词有着很深得研究，所以很多东西信手拈来，叶嘉莹成为了顾随的小迷妹，顾随也非常欣赏这个极具天赋的姑娘，所以经常一起讨论诗词，一起做文学研究，这段日子是叶嘉莹最充实最快乐的日子。

1.群英荟萃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

2.杨门长子

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

3.名师高徒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 年 12 月 10 日，35 岁的杨振宁和 31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 15 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10月，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漫山果树枝头上热闹起来，挂满一个个“沂源红”苹果。看到当年的荒山生机勃勃，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曾经的村党支部书记朱彦夫满怀欣慰。在朱彦夫家，86岁的老英雄坐在床上，依旧是战士的英姿。

1947年沂源解放，那年冬天，14岁的朱彦夫穿上了军装。让他自豪的是，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斗中，他都立过战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朱彦夫失去四肢和左眼。是一辈子在疗养院被人伺候，还是回老家?“去”还是“留”，如当年的“生”还是“死”一样，摆在了他面前。最后，他作出决定：不能让国家养起来，我要回家。

1956年春，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特护待遇，朱彦夫毅然回到家乡——沂源县张家泉村。1957年，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人生的第二个“战场”，与乡亲们一起奋斗25年。

一上任，朱彦夫就拄着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臂上搭着块随时擦汗的毛巾，深一脚浅一脚，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逐门逐户查访民情。主意慢慢拿定：治山、治水、造田、架电。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在张家泉村热火朝天地展开。他始终掌握第一手资料，春天的耕播、用肥、苗情他了解;夏天庄稼长势、旱、涝、虫、草荒他知道;秋天庄稼收割、打场情况他说得清;冬天整地、积肥状况他了然于胸。

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第一个平均亩产过600斤;全乡第一个用上电、村民人均收入第一……谁能想到，这么多“第一”，竟是张家泉村，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村民连地瓜干都吃不饱、一到灾年就靠讨饭糊口的穷山村创造的。

在休养所颐养天年，不是很好吗?即使回到村里，也可以吃国库粮，衣食无忧，为什么非要干村支书这个苦差事呢?朱彦夫说：“虽然我没手没脚，但有心有脑，哪能吃闲饭?看到乡亲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哪能袖手旁观?带领大伙过好日子，困难肯定不少，但再难，比战场上拼刺刀还难吗?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那时候，村里没有办公室，朱彦夫家狭窄的屋子就是会议室。支部开会，一开就到深夜。他不止一次对全家人说：“咱家有特等残废这一个‘特’字就够了，绝不容许再有一个‘特’字出现!”

对家人严苛得近乎“残忍”，但朱彦夫对村民却百般呵护。他的大女儿朱向华告诉记者，父亲每月的伤残金，大部分都用在了集体的事和接济村里的穷人、病人上。上级每月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四邻八舍的老年人、五保户、病人和烈军属。家里的鸡蛋也不让孩子们吃，用作公务招待。公社、县城来人，到了吃饭点儿，他就自掏腰包在家里招待。

前不久，张家泉村现任支书刘文合又来到朱彦夫家。一落座，朱彦夫就扒拉开自己的日记本，搓出一张纸条交给刘文合。这是老书记的习惯，自从朱彦夫患脑梗塞后，思维就难以一直清晰。看电视时，有什么致富项目和信息，觉得村里能用上，或者自己有什么建议，他就写下来，等村里来人交给他们。

朱彦夫是个发光源，释放正能量。在他身上，没有暮气，没有怨气，没有骄气，而是处处彰显着勤俭朴实的优良作风、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从1952年开始，到1996年突发脑梗塞倒在讲台上，44年间，朱彦夫拖着残腿，每请必到，奔走大江南北，无偿作了1000余场报告，听众达几百万人，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

谈吐间，他有军人的豪气，也有沂蒙汉子的朴实。他常拿自己开玩笑，身上的伤疤每到阴天下雨就疼，他说自己是“天气预报”;假腿走在泥水里，他说这就是优越性，零上100度不觉得烫，零下100度不冻得慌。“我当了一辈子‘小偷’，14岁偷着去参军，从疗养院里偷着回家，当村支书也是瞒着家人偷着干上的。晚上想出门查看工程，老伴、子女都不让，我就偷着去。见熟人就躲到庄稼地里，要不让他们发现了就背着你、推着你，你就看不到想看的东西了，就不自由了。”在朱彦夫心里，“偷”是一种幸福。

滕启刚，男，汉族，辽宁鞍山人，1964年1月出生，199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4月参加法院工作，生前系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20_年6月4日突发疾病去世，终年57岁。滕启刚同志扎根基层法院工作30年，历经刑事、行政审判和派出法庭多岗位锻炼，始终奋斗在执法办案、服务群众最前沿，以恒心践初心、以生命担使命，对党忠诚、爱岗敬业、一心为民、忘我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成就了不平凡的人生，曾荣获“辽宁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等近30项荣誉，是政法系统深入学习贯彻、践行法治思想的优秀代表，是新时代忠诚履职、执法司法为民的先进典型，是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涌现出的英雄模范。

通知指出，要学习滕启刚同志对党忠诚、勇毅前行的政治品格，始终保持赤胆忠心。要始终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坚持以深入学习贯彻法治思想，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热爱党的事业、执行党的决定、践行党的宗旨上，体现在严格公正执法司法的实际行动上，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通知要求，要学习滕启刚同志甘当公仆、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要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知指出，要学习滕启刚同志担当作为、公正司法的敬业精神，始终坚守公平正义。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精研实干、追求极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通知要求，要学习滕启刚同志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始终做到作风过硬。要从严要求自己、从严管好家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抵制各种诱惑，锻造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

通知强调，全国各级政法机关要把学习宣传滕启刚同志先进事迹与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巩固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学习贯彻全国精神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激励引导广大政法干警以滕启刚同志为榜样，汲取先进典型的精神力量，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和“两个维护”的示范引领者，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了广泛深入贯彻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按照上级要求，在我标段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积极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在整个活动期间，我标段紧紧围绕“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认真贯彻落实路建文件精神，强化安全管理，加大宣传力度，全面提高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使我标段的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在“安全月”的活动中我标段实现了无重大行车事故，无机械设备事故，无火灾触电事故，无工伤死亡事故，无人员中毒等事故。为确保标段各项工程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将活动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明确指导思想，精心组织。

为认真全面贯彻上级公司文件精神，我标段立即召开安全例会，传达文件精神，项目经理对本次“安全月”进行了具体部署并提出要求，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突出活动主题“实施安全生产法，人人事事保安全”，在全标段大力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氛围，开展安全专项检查活动，落实职工对安全生产的强烈责任感，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文化素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5月28日，标段下发活动安排计划，活动成立领导小组，由项目经理任组长、副经理、总工为副组长，由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作为组员，全面负责活动的活动组织领导和协调指挥。

各部门积极行动，精心组织，分别成立相应的活动领导小组，使“安全生产月”活动在全标段范围内得到落实贯彻。

二、广泛宣传，全面动员。

1、在本次“安全月”活动中，各部门根据标段安全例会的要求，立即传达会议精神，让每位职工了解“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活动内容，在思想上充分认识。

2、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宣传“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共张贴宣传标语200多条，悬挂横幅26条等。使全标段安全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充满了“安全生产月”的活动氛围。

三、充分开展自查、互查、督查工作，排查隐患，落实整改。

1、标段领导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月”活动，采用明查暗访的形式进行各项检查。在整个“安全月”过程中项目经理经常深入各个分包队伍督促、检查安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并在各种会议上充分强调安全工作必须严格管理，长抓不懈，落实责任。参加本月督查工作的人员共26人次，查出隐患5起，现场整改3起，5起现已全部落实防范措施。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沱沱河站派出所辖区的582公里线路，横跨昆仑、唐古拉两大山脉，平均海拔4500米，常年高寒低温，空气稀薄缺氧，阳光辐射强烈，被称为“生命禁区”。青藏铁路公安局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政委郑天海在这里连续坚守十载，不仅守护天路，也成了当地牧民的贴心人。

20__年5月，当沱沱河站派出所需要补充警力时，郑天海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告别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毅然来到沱沱河。他的理由很直白，“组织有需要，我就必须上!”

初到沱沱河，高原反应使郑天海彻夜难眠，短短十几天内瘦了整整一圈。然而，郑天海并没有退缩，“再苦也得有人守着。选择坚守青藏铁路，我无怨无悔”。

青藏铁路穿越沼泽、草甸、陡坡，许多地方汽车根本无法抵达，每当遇有翻山、涉沟、蹚河、爬涵洞等艰巨任务时，郑天海总是冲在最前面。群众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他。一天傍晚，唐古拉地区突降罕见暴雨，郑天海接到牧民布琼的求救电话，说他家皮卡车陷进水沟无法动弹，希望所里派人救援。因不清楚具体陷车位置，郑天海带着同事在雨夜寻找了近两个小时。当皮卡车被拖出水沟时，因过度缺氧劳累，郑天海瘫倒在了冰冷的草地上。当他清醒过来时，眼前热腾腾的酥油茶和布琼一家人温暖的目光，如同一股暖流走遍全身，令他感到无比的踏实。

20__年4月，郑天海因身体缘故被调离沱沱河。临别时，看着满满一柜子整齐的哈达，郑天海流泪了。牧民们送来的每一条洁白哈达，都有一个暖心故事，记录着高原深情。“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与病魔较量，拼的是速度，争的是时间。当得知要从上海向武汉运送医护人员和抗疫物资的消息后，郑天海将按有红手印的“请战书”递交给党组织。

郑天海常说，“身为党员，不但要做会开车的好手，更要有敢担当的铁肩。”他不是孤勇者，更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像他一样有千万铁路职工守候在广袤大地上，守护在“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新征程之上，活跃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的道路上。

凭借资格赛第一滑的压倒性表现，中国小将苏翊鸣再度创造历史，他在6日于崇礼云顶滑雪公园进行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中位列第一晋级7日的决赛，成为首个晋级冬奥会单板坡障决赛的中国运动员。

资格赛选手共进行两次滑行，取两轮当中最佳成绩前12名晋级决赛。30名选手中共有8名“00后”选手，包括20__年出生的平昌冬奥会冠军雷德蒙·杰拉德，20__年出生的苏翊鸣则是30名选手中最年轻的。

本次赛道特意打造了“雪长城”造型，城墙与屋檐颇有古意。相比刚结束不久的女子比赛，男滑手们在道具区完成了更多技巧表现，甚至不乏U型场地技巧动作。苏翊鸣在首轮倒数第三位出场，他在道具区空翻下屋檐，随后流畅地进入跳台区，惊艳完成1440接内转1260接1620的高难度动作组合。现场气氛被点燃，苏翊鸣也向观众比心。

短暂等待过后，裁判给出86.80分的高分，苏翊鸣也成为全场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滑手。得知分数之后，苏翊鸣也在感叹“我的天”。尽管比赛还有一轮，这已经是一个足以确保他拿到决赛资格的分数。

首轮过后，美国队肖恩·菲茨西蒙斯与卫冕冠军杰拉德以78.76分和78.20分暂列第二和第三。第二轮，加拿大名将马克·麦克莫里斯以连续的两个1440加入“80分俱乐部”，苏翊鸣以41.93分安全完赛，最终苏翊鸣、麦克莫里斯与菲茨西蒙斯领衔12名选手进入决赛。

“特别感谢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包括在出发或者落地的区域，所有人都在为我欢呼，这个真是对我的支持非常大，对我的帮助也很大。”苏翊鸣谈及在祖国观众面前上场的感受，“我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就去享受好自己的比赛，因为我的身后有着祖国，有着每一个支持我的人。”

苏翊鸣曾在电影《智取威虎山》中出演精通滑雪的“小栓子”。来自吉林的他4岁就开始滑雪，14岁的时候决定成为一名职业滑手。苏翊鸣在本赛季单板滑雪世界杯比赛中表现出色，赢得大跳台美国斯廷博特站冠军与赛季总冠军，连续创造多个中国单板滑雪运动历史。此后他在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比赛中达到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要求，成为首个代表中国出战冬奥会的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与大跳台选手。

“决赛我会选择更难的动作来取得高分，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国争光。”中国单板滑雪选手苏翊鸣说，“决赛我会更加专注地去完成动作。在激烈的竞争中进行比拼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将于7日中午12时开赛，在此之后，苏翊鸣还将转战北京，亮相14日开始的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教育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一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是一件大事, 对-一个家庭来讲更是一件大事。由于家庭因素及其他原因，一部吩适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对上学的渴望也只能是一种窖望， 但张桂梅，一个62岁的老太太,瘦弱多病、无家无子,却用行动让1645名贫困女孩迈向了大学之路,实现了华丽转身，她就是人间的“天使”。

做好-件事情并不难,难得是辈子做好一 件事。 对张桂梅来说,她这一辈子都在为贫困孩子的教育操心和操劳，为建立一所免费女子高中，面对旁人的不解、质疑甚至是谩骂,她都不予理会，牢记自己的初心，勇挑教育的重担，为改变贫困山区教育落后面貌,尤其是女孩受教育程度低的现实情况，她四处奔走,拉赞助，搞募捐,最终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免费女子高中成立了,这不仅是一所学校, 而是无数贫困女孩改变命运的希望之门，在她的辛勤付出之下，好学校取得了可喜成就。

张桂梅，由-名普通的中学老师,义务当政府新建的华坪县儿童之家份的转变和叠加，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改变, 更是-份沉甸甸的责任，身患疾病的她,面对当地组织的关心和照顾,都化作了她为当地教育事业做努力贡献的动力，她不为名利，不图回报，只为让每一位贫困的孩子能够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用一双勤劳的双手撑起了贫困孩子未来的天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张桂梅用自己的教育初心，通过19年的努力实践创造了一个又-个教育奇迹,她知行合- -，身体力行,用行动向我们广大党员干部上了- -堂生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课，是用行动上贫困女孩华丽转身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