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

中国女老板生存状态：关于职业女性的调查报告

当人们听说一个成功商界人士的传奇故事，很可能被故事情节所吸引，而且重要的是，如果讲述中没有表述任何显示性别的细节，人们通常会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一个有关男性的故事。人们能够普遍接受一个传奇式男老板的故事，不管这种传奇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但却很难接受一个女老板可以用同样正当、诚实、道德、传奇的方式实现成功，对于这种表面成功的背后，往往产生不好的推论。其实，这种表象的下面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接受一个女性领导者的成熟而自然的心理 调查一：不受欢迎的女老板 在我们周围，往往会听到这种抱怨：女老板缺乏魄力。她们比较迟疑，做事不决断，“她们的管理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她们容易输”；女老板事多。“她们对于别人的意见太敏感，爱找岔儿”；女老板太小气；女老板更注意效率和细节。她们是制度的奴隶，穷于关注细碎事务，“把人看得太紧”；女老板更能挑毛病。“女人要比男人挑剔”；跟着女老板没什么面子。“你见过哪个优秀的男人给女人拎包的”？ 其实，听到这样类似的抱怨绝对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于女性站在商界巅峰的不适感由来已久。 《哈佛商业评论》曾经就1000名男性和900名女性高级工商主管进行过访问，其中2/3的男性主管和1/5的女性主管表示他们对于在一个女老板手下工作感到不舒服；同时只有9％的男性主管和15％的女性主管表示会乐于在一个女老板手下工作。 罗莎贝思.肯特在她的《公司中的男男女女》一书中写道，“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商界存在着支持男性领导会更好的态度。许多研究表明，无论男女都并不倾向于接受女老板的领导”。 现有理论认为，由于男性在其自然的和幼年教育中就更具竞争与领导倾向，因此男性是更合宜的领导者，而对于一些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女性领导者，有些人则会认为她已经“男性化”了，或者“没有女人味了”。 但对于实际的男性与女性主管的经营管理表现加以观察、访问或者比较，并不能证明两性主管的真实表现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对于大中型机构内的男女领导者的研究显示，男女两性在接受职业训练上并不会有刻意的差异，而且在他们实际使用的基本管理策略与风格上存在的差异也非常有限。只不过女性主管对于晋升的要求明显不如男性主管强烈和普遍。 但是为什么出现了这种相当普遍的对于女老板的不利印象呢？一位接受调查的经理毫不掩饰地说，“为什么是女总裁，难道公司里男的都完了吗？”这种女性领导的家庭模式实际上类似“妻管严”现象，当事人的幸福程度可能并不比非“妻管严”家庭低(正如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的同事对于女老板的评价并不比对男老板低一样)，但是它仍然是一种被嘲弄的对象，未婚者很少公开宣称以选择这种模式为自己的骄傲，当事者则或多或少否认自己接受的是“妻管严”模式。 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偏见。多数人认为，接受女性领导，在传统的男性主义文化中代表着一种“耻辱”。因此，虽然要选择一个具有领导能力和潜质的合适男性与选择一个合适的女性领导者的难度一点都不会小，但是在人们惯性的观念中，男性形象比女性更接近现成的理想老板形象：强劲、果断、待人的度量、看问题的高度和处理问题的策略水准。可能在一开始，女性领导者就会蒙受某种不利的～与偏见。 劳.莱威基及其他作者在去年再版的《谈判》一书中，列举大量的事例证明，女性谈判者在各类谈判中系统地存在着被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情况。对女老板的不利印象不过是女性的这种被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在领导管理领域的表现。 调查二：跳不过晋升的门槛 年方三十，拥有自己独立咨询管理公司，涉及广告、网络、教育、咨询等多个行业的李小姐眼下正在忙着一件事：通过建立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将企业生存的根本由个人的信誉向着企业实力转变；将个人的资源和斗志向着团队整体的战斗力转变。 身价百万而又年轻有为的李小姐无疑是诸多年轻女性的榜样和羡慕的对象。而李小姐之所以选择自立山头最初却是出于逼上梁山。李小姐曾经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过，五年后，当她发现自己的辛勤工作给企业带来了大量收益，而最终却停留在部门经理这个位置再也动不了时，李小姐决定走人。“我自己给自己晋升还不行吗？? 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小姐以退为进反倒成就了一个成功的女性领导，但是对于大多数女性白领而言，做到中层领导职位，想进一步晋升，就如同面对一个透明的玻璃顶，未来看上去近在眼前，却怎么也跳不过去。 如果让大家勾勒出一个“成功的老板”形象，相信99.99％的人可能会画出一位男性老板。因为人们的头脑中，男性老板的典型远远比女性多得多。同时，女性领导者的分布状况进而成为她们寻求发展和变化的障碍，比如在行业中，女性主管被认为更适合担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科技研究、商业贸易等领域的工作；在组织内部，女性被认为更适合作为副手和中层管理者；在分工方面，女性被认为更适合从事行政后勤、操作性和执行性的事务。从某个角度来说，习惯上认为女性适合担任的领导角色会进一步形成对于女性领导的较为不利的刻板印象。 上海一家策划公司曾经在针对都市职业女性的一个调查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在公司经理层中，男性为57.9％，女性为42.1％，基本平衡，但是在总经理的职位上，男性比例约为83.4％，而女性则锐减为16.6％。是什么阻碍了职业女性的进一步晋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佟新通过对60多位女性工作者的深入访谈，整理了45万字的宝贵资料。佟新发现，女性高层领导者的罕见是一种性别意识形态在潜在地起作用。 传统性别意识形态赋予男性赚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以最高的价值，由此社会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性别行为标准的刻板印象，例如，成功的女人家庭生活肯定不幸福，女人的幸福建立在家庭幸福的基础之上，母爱是天性，没有母爱的女人是坏女人，等等。在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社会会形成一系列有关什么是好男人和什么是好女人的标准和性别气质形象，如男性是进取的、智慧的、高效的，而女性是温柔的、被动的、效率不高的；男人的成功在于事业，女性的成功在于家庭等等。这些男性应当做什么和女性应当做什么的理念能够支配人们的思维，几乎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到最后

女性自己会冒出这些念头：这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我已经满足了。 现在的职业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到上一代女性职业生活的积极影响，但当她们面临的职业发展机会比以往更多时，很多优秀的女性内心却更矛盾了。 1949年后的30年，一系列有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革命性话语使那个时代的女性往往以工作为乐、以事业为荣。1965年以前出生的女性(这只是一个大体的估计，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当她们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时，她们不会认为自己没有当成好女人，她们会相对满足于自己取得的职业成就。而此后出生的女性们，特别是职业有了一定成绩的女性们常常会面对角色冲突，甚至总是处于自责或选择之中。在现代社会中充斥着“寻找好母亲?、“寻找好女人?、“寻找好妻子?的声音，这一系列的“好?可以与革命性话语下塑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形象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现在女人理想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人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生活场景的想象。 现实中多元化的女性形象———白领丽人的潇洒、下岗女工的疲惫、女领导的强悍、打工妹们的艰辛以及全职太太的舒适，又使她们面对职业发展时矛盾重重。 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男性主流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不同期待在女性内心交织，这种社会期待带给女性的困惑无形中成为女性晋升领导职位时一个跳不过去的玻璃顶。 调查三：铁腕还是温柔 国内知名手机厂家的技术主管杨女士经常遇到这样的趣事，每次出去吃饭，不管是做东还是被请，不管是陪朋友还是陪客户，不管是与男士还是与女士，服务员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她当成主人，菜单要向她询问，茶水要经她点头，账单也总是送到她的面前。 对此杨女士有点哭笑不得，而朋友们也总是笑她“领导相”十足，举手投足间，那种惯于决策的风格便露了出来。杨女士的确是那种雷厉风行，果敢魄力的铁腕主管。她的下属是这样描述她的，说起话来铿锵有声，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交待工作有板有眼，决策问题当机立断，对待下属奖惩分明，实在是让人又敬又畏。 另外一位广告公司的客户总监郭小姐则是截然不同的风格。郭小姐个头不高，面相显小，尽管工作资历已经五年，看上去仍然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过下属从来不敢小瞧她，郭小姐就那么轻轻松松地把复杂的工作任务分配得有条有理，遇到难题身先士卒，批评下属也是轻声细语，但却句句都在点子上，由不得人不服气。 人们在谈到女性领导者的时候，经常会引起非议的是管理风格。比如说杨女士很可能被看作是铁腕主义者、女强人，郭小姐则会被认为和风细雨式的小女人，而当公众说到无论是“女强人”还是“小女人”，显然并非完全的褒义。 德伯拉.泰能在《发言权：谁的话会被听进去以及为什么》一书中揭示了男女权威在发表自己观点时的风格差异(但容易会被他人认定为是人格与行为能力的差异)，部分地能够说明人们何以对女老板容易形成一些偏见：女性会在她们的讲话中更可能显示不确定性，更容易提出问题，女性更经常说“对不起”，而男性则更可能减少在其表达中的疑问，增加自己意见的确定性。这种倾向使得男性更能比女性表现出自信和掌控。 当描述成就时，女性更多说“我们怎样”，而男性更多会说“我怎样”。这只是一个表达方式的差异，但男性的个人特质会更突出，这一点对于外界人士形成对于个人人格的不同感受尤其具有影响力。 女性更可能表达其负面反馈(但并不表明她们只是或较多看到负面)，并比男性更乐于接受赞美。这使得与女性共事更易使人产生压迫感和缺少激励性。 应该承认，男女无论在他们的自然生理特点以及他们的社会角色特征方面的确存在差异。但是除了少数性别文化具有单一性别倾向，如军队、实行军事化管理的组织、远洋运输与重型运输等组织，作为常规社会组织，比如公司，其成员性别分布具有更平衡的分布，因此作为团队成功的协调者和领导者，越来越需要老板和主管们在自身的领导风格上塑造两性均能接受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的“中性化”。 但是女老板的管理风格却更容易受到攻击，同一种社会行为却有不同的社会反应。女老板的“中性化”虽然可能给实际的同事环境中的成员带来好处，但却可能引发社会层面的反弹，因为它刺激到公众心目中惯性化的传统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而如果女性与男性同样采取一种温和的领导方式，男老板的“中性化”或者说“软性化”更多被人们解读为一种褒义表现，而女老板的温和 则往往被认为是没有魄力。 由于现代组织的多样化、组织成员文化的多元化、管理风格的多样化实际上也成为必需。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女老板所在的主要领域。调查显示，行政工作和人事工作是大家所认为的最适合女性的工作，尤其是行政工作，其中选率为71.4％，而人事工作以57.8％居次席。女性天生的细心和温柔使她们可以成为成功的行政主管、人事主管。 女性管理风格上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其实比男老板的优点更突出：探究准备充分，对团队感受敏感，强调授权清晰，讲求沟通和对话，较少与团队成员强势争夺利益。由于女性领导者的成功可能要耐受较男性更多的挑战与心理压力，她们更能理解被领导者的心理，更易形成团队的团结。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女老板领导所带来的整体效益可能并不会比男老板低。 调查四：居安思危 每到周末，清华、北大、人大的校园里不乏名牌轿车出没，究其原因，一些企业高层领导利用周末前来听课。有趣的是，在学习和充电的问题上，似乎总是女性比男性态度更积极。女主管、女经理人甚至女老板对于自身发展，自我提升的迫切要求也不例外。女性领导者似乎更能体会居安思危的意义。 方女士是一家it公司总裁助理，她的工作重心在于决策和管理，在职场，多数时候要百分百地漠视自己的性别，而纯以生意人的身份与外界打交道。由于负责公司在全国的销售业务，她算是一个标准的“空中飞人”。但是在飞来飞去工作之余，她还决定报考m ba，尽管由于工作紧张，方女士的辅导课程十有八九是错过了，但这并不能动摇方女士考一把的决心。“做到这个位置并不容易，每天都能感觉后生可畏。不给自己多加点砝码实在不安心。” 32岁的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刘女士深感要学的东西太多，全脱产30年也学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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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XX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调查在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贵州省等6个劳务输出大省(市)的12个县(市、区)进行，共调查四至九年级农村留守儿童4533人(占61.7%)、非留守儿童2731人(占37.2%)、教师687人、校长42人。

本次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总体上形成了比较积极的价值观，对未来充满希望，向往城市生活，家庭关系良好。有92.1%的留守儿童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91.9%对自己生活在中国感到满意;有82.4%的留守儿童对未来充满希望，77.7%希望以后在城市生活;有90.2%的留守儿童与母亲关系很好，89.4%与父亲关系很好，大多数留守儿童仍将母亲视为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对策建议。现报告如下：

一、 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

(一)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凸显

在家庭生活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差别最突出的是意外伤害。在过去一年中，有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遭遇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自然灾害等各种意外伤害的留守儿童比例都高于非留守儿童，其中前四项分别高5.3、1.6、3.9和3.1个百分点。意外伤害的发生源于留守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和知识的缺乏，但更多的是父母及监护人履责不到位。

(二)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不足

1.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

有20.4%的留守儿童自评学习成绩偏下，82.1%的人有过成绩下降的情形，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1.4和2.7个百分点，教师反映的差距更大。

2.留守儿童学习态度较差，学习兴趣较弱

留守儿童学习不良行为较多：没完成作业(49.4%)、上学迟到(39.6%)、逃学(5.5%)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8.6、4和1.3个百分点;不想学习(39.1%)和对学习不感兴趣(43.8%)的比非留守儿童高5.6和3.2个百分点。

九成多留守儿童认为学习重要，他们学习态度和状态上的差异，既与学校教育的大背景有关，也与学生自身的情况有关。一方面，客观上存在普通农村学校培养目标单一与留守儿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学习知识一旦脱离自身的发展基础和需求，学习兴趣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较差，学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3.留守儿童缺乏应有的学习辅导

有68.7%的留守儿童曾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 有58.1%的人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没人帮助，比非留守儿童都高出5.8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非留守儿童学习的主要帮助和监督者是父母，而留守儿童则是老师。接受访谈的留守小学生认为，父亲外出后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遇到难题没人问了。代替父母照顾孩子的祖辈监护人较多，他们学历偏低，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的学习。

(三)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1.留守儿童家庭支持弱化

父母和同学朋友是农村儿童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非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52.92%)、父亲(43.02%)和同学朋友(34%)，留守儿童则是是母亲(41.54%)、同学朋友(34.92%)和父亲(30.38%)，留守儿童来自父母的支持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虽然留守儿童获得祖辈的支持(17.02%)高于非留守儿童(10.9%)，但远不及同学朋友。

2.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朋辈性倾向明显，易受不良团伙影响

同学朋友是留守儿童心里话的首位倾诉对象和遇到困难的第一求助人选，同辈成为留守儿童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需警惕不良群体的影响，有30.5%的留守儿童认为在校园里或周边有不良帮派团伙，有 25.7%认为有同学加入不良帮派团伙，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4.3和1.4个百分。

3.教师的情感支持不明显

有47.8%的四年级留守儿童遇到困难时主要求助于老师，显著高于第二位的同学朋友(36.6%)。在青少年时期，父母与教师是儿童的两个“重要他人”，尤其是小学中低年级的留守儿童，当父母远离时，教师就成了情感依恋对象。但老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更多地体现在学习辅导上，情感支持相对欠缺。在你最信任的人是谁、你的心里话主要跟谁说、你和谁最亲近等情况中，老师在留守儿童身边的人群中排位都靠后。

4.两成留守儿童感知不到社会支持

有17.5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主要来源是自己，22.6%觉得在需要时没人能帮助自己，这表明他们感知不到社会支持。

国内外诸多研究证明，社会支持状况是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预测变量，本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留守儿童消极情绪较多，经常感到烦躁(46.0%)、孤独(39.8%)、闷闷不乐(37.7%)、无缘无故发脾气(19.7%)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5.7、5.7、1.5和1.1个百分点。这些消极体验降低了留守儿童对生活的满意度，有23.2%的留守儿童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比非留守儿童高6.4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提醒我们在给留守儿童提供各种支持时，应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使其更容易感受到外部支持的存在，而且要帮助留守儿童学会有效地利用这些支持，以更好地发挥其在维护自身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

(四)留守女童负面情绪相对明显

在留守群体中，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显然低于男童，对自己总体上感到满意(76.5%)和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64.4%)的女童比例比男童低5.9和8.6个百分点，而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女童比例(40.7%)比男童高6.6个百分点。

在留守群体中，有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内隐性攻击性情绪的女童比例都高于男童，经常感到烦躁(47.6%)、闷闷不乐(38%)和无缘无故发脾气(21.5%)的女童比例比男童高3.7、1和3.5个百分点;女童自评父母外出后，自己比原来抑郁、焦虑、爱发脾气、胆小的比例也高于男童。此外，有42.7%的留守女童经常觉得孤独，不仅高于留守男童6.2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留守女童负面情绪多、孤独感强。其原因：一是性别的差异使留守女童更需要父母的爱抚;二是家庭和学校的情感支持不能满足留守女童的心理需求;三是传统的社会角色期待加重了留守女童的心理负担。在留守群体中，36.4%的女童在家经常干活，比男童高9个百分点。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35.2%要照顾弟妹，比留守男童高25.9和14.7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在为家庭转移更多劳动负担的同时，留守女童承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她们的身心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她们未来的发展。

调查也发现，留守女童人际交往状况较好，来自同学朋友的支持高于留守男童，这部分缓解了她们的心理压力。

(五)留守男童问题行为令人担忧

在闲暇生活中，有13. 8%的留守男童每天看电视超过2个小时，比非留守男童高3.2个百分点;在上网的儿童中，在网上玩游戏(64.9%)、讲脏话(41.8%)、浏览色情暴力内容(8.3%)的留守男童比非留守男童高4、3.5和1.7个百分点。

在学校生活中，留守男童迟到(41.8%)、逃学(7.4%)、受老师惩罚(73.5%)的比例比非留守男童高5.3、1.9和5.4个百分点;不想学习(40.4%)、对学习不感兴趣(44.8%)、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64.4%)、没完成作业(54.8%)、成绩下降(83.2%)的比例比非留守男童高3—10.7个百分点，也都高于留守女童。此外，有47.2%的留守男童没参加过学校的任何课外小组，分别高于非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4.7和5个百分点;有51.6%受过同学、高年级学生、社会上的人或帮派团伙欺负，高于非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11和7.6个百分点。

留守男童问题行为多，学习及校园生活中的障碍也多。某县综治委的同志说留守男童是当地犯罪青少年的重要群体，称他们为“110的后备大军”。其原因：

一是缺乏有效的监管，这是留守男童不良行为相对突出的直接原因。男生成熟较女生晚，更需要来自父母的监控，否则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难以理解、掌握和内化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从而导致价值观和行为偏差。数据显示，在留守群体中，男童赞同钱能解决所有问题(11%)和家里有钱或有人当官的命真好(27.5%)的比例比女童高1.9和6.6个百分点;赞同诚实守信的人容易受欺骗(55.1%)、一夜成名的人令人羡慕(47.1%)和做好事经常得不到好报(39.0%)的比例比女童高4—6个百分点。

二是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男童影响较大，本次调查中有91.9%的留守儿童父亲外出或双亲外出。父亲外出缩小了儿童的生活和活动空间，不利于男孩的健康成长。父亲外出的家庭中缺少权威形象，使男孩的管教和监督变得更为困难。对于男童而言，父亲还提供了男子的基本模式，供其参照和认同，父亲远离不利于留守男童的性别认同。

(六)父母外出对小学中年级儿童影响更大

1.父母外出对四年级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影响最大

在四年级到初三6个年级的留守儿童中，过去一年，有3.6%的四年级儿童遭遇触电，比例最高，这个比例在非留守群体中是1.5%，在6个年级中最低;在上网的留守儿童中，有26.9%的四年级儿童玩网络游戏，仅比初二低0.5个百分点，这个比例在非留守群体中是20.7%，在6个年级中最低;在上网的留守儿童中，有9.9%的四年级儿童在网上浏览色情暴力内容，比例最高，这个比例在非留守群体中是5.6%，低于五年级。此外，有10.6%的四年级留守儿童在生病后选择自己忍着。

外出父母及代理监护人，因为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长大了，已经适应校园生活而又尚未面对升学压力，容易对其放松监管。这不仅使得他们更易遭受意外伤害，也忽视了他们一些不良品德和行为的滋生和发展。按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划分，十岁左右的儿童正是道德水平从他律向自律过渡的关键阶段，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引导。

2.四年级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后的负面体验较多

感觉父母外出后自己更容易被欺负(23.7%)、被歧视(19.8%)、性格比原来内向(41.7%)、胆小(18.9%)的四年级留守儿童比例在6个年级中最高。四年级留守儿童年龄还小，对父母依恋感强。他们经常想念父母(76.7%)、担心见不到父母(59.2%)、担心父母不爱自己(34.6%)的比例最高，比初三的高21.3、25和11.1个百分点。四、五年级的留守儿童表示目前自己最需要和父母在一起，而其他年级的留守儿童最需要学习辅导。

3.父母外出对四年级留守儿童的交往行为有较大影响

四年级儿童人际交往状况总体较差，这与他们年龄尚小、社交技能不足有关，四年级留守儿童相比非留守儿童更差。认为自己是一个受欢迎的人(52.1%)、认为同学喜欢自己(68.7%)、愿意和别人说话聊天(80.6%)的四年级留守儿童的比例，分别比四年级非留守儿童低6.4、3.6和1.8个百分点，可见，父母外出对其社交技能和行为影响较大。

调查也发现，四年级留守儿童会更积极地寻求老师支持和参与社会活动，以缓解父母外出后的焦虑感。从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看，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同学朋友和父亲，但四年级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是母亲、老师和父亲。在问到“谁监督或帮助你学习?遇到困难你会向谁求助?”时，四年级留守儿童都把老师排在第一位，而四年级非留守儿童则把老师排在第三位。在留守群体中，有17.2%的四年级儿童参与很多的学校、社区公益活动，比例最高，也高于四年级非留守儿童(14.8%)。

(七)青春期叠加留守使得初二现象更为显著

1.初二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较差

有37.2%的初二留守儿童每天看电视1小时以上，较初二非留守儿童高2.6个百分点;有38.3%的初二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外出后更自由了，较四年级留守儿童高13.1个百分点。

2.初二留守儿童在学习及校园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较高

初二留守儿童上学迟到(49.8%)、逃学(8.7%)、不想学习(62.8%)、对学习不感兴趣(67%)、听不懂老师讲课内容(86.3%)、遇到问题没人帮助(68.4)、没完成作业(62.7%)以及被老师惩罚(75.2%)的比例高于初二非留守儿童2.3—14.4个百分点。

3.初二留守儿童受同辈群体影响较大

初二留守儿童与父母关系较差，经常和妈妈交流(64.3%)、经常和爸爸交流(57.9%)的比例低于初二非留守儿童4.1和8.7个百分点，而被父母训斥吓唬(22.8%)的初二留守儿童比例最高。唯有初二留守儿童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43.38%)，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重视。

初二学生处于青春发育期，身心急剧发展变化，存在着种种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具有叛逆、盲目、易受外界影响、情绪变化大、成绩两极分化普遍、违纪违规频繁等特征，又具有可塑性、主动、追求独立等特点，这被称为初二现象。对于初二留守儿童来说，青春期的影响与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叠加，放大了种种问题。

于河源新智中学学生升学状态的调研报告

四、调研心得

调研组组员一：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调研的对象锁定在初二升初三的学生群体。因为调研是下乡活动的一部分，所以问卷的派发是比较合理方便的，也是很能反映出一些普遍问题的。通过问卷的整理，我发现大部分学生还是希望能继续升学的，他们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成绩问题。成绩不好的学生得不到足够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对升学充满了恐惧和不安。还有很多学生提到了家庭经济问题，有的学生打算半工半读，有的学生甚至想初中毕业就马上打工来帮助家庭，有的学生呼吁能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这让我看了很不是滋味。中国人口众多，确实需要考试来选拔优秀人才，但是教育资源在初中就有所侧重，也许只是无奈之举。初中就给学生定位，是不是太早了？会不会让一些潜力一时得不到挖掘的学生错过发展的机会？当然，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学生非常努力，刻苦学习，有一些学生却调皮捣蛋，对学习不敢兴趣。但是，通过调查我发现，如果高中能实现免试免费，还是有很多学生渴望继续读书的。这是我们现在无法马上实现的。如果我们能做到给足学生机会，让他们在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能继续留在校园，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素质，让他们看得更远，到他们到底能真正独立思考的年龄，再把选择权交给他们，那样也许能改变很多学生的人生走向。

在这次调研活动中，我觉得实地考察是比较足够的。下乡队员分散到各家各户进行了家访活动，了解到家长对孩子们升学的看法和态度，是比较深入和真实的。通过家访能真实地了解到学生生活环境的各个方面，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们升学心态形成的原因。

我觉得就算是最终的调研报告也许会有不全面不客观的地方，我作为一个师范学生，在这次调研活动中，也收获到非常多的东西！

调研组员二：

作为调研组组长，本组的调研工作同样得到了队友们的帮助和支持。此次调研活动作为队里的一大特色活动，研究主题主要为关于河源古竹新智中学学生升学心态的调查研究，调研组成员主要为正、副队长及调研组组员。在为期一周的下乡时间里，“紫菁队”调研组的队员在之前调研资料准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调查研究方法，较为科学地根据各种下乡活动安排，选取了较为合适的时间段，对河源古竹镇新智中学九年级八班的班主任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访谈，并特意选取了下乡其中一个下午向九年级九个班级，共计500余名学生派发了我们设计的问卷，各临时班主任当场进行了一定的问卷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使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此次调研活动。此外，在下乡的特色家访环节，我们在事先随机确定家访学生对象的基础上，结合调研主题，8月3号下午，九年级各班主任在家访学生的带领下，分别顺利进行了共计18位学生的家访活动，为此次调研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另一有力的途径。经过一周来的调研，我看到了成绩优秀的同学对未来的读书之路充满信心，我看到了成绩中等的同学为自己应该继续升读高中，还是选择技校而苦恼，我更看到了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忧心忡忡，甚至自暴自弃的身影。在各种学生的面前，我才发现，我们的调研是多么的无力，并不是说此次下乡调研没有可行价值，相反，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为了调研报告而开展下乡调研工作的吗？我坚决否定自己的这种想法。我们大家都是怀着一颗尝试帮助的心踏上去往河源的路途的，信念不能改变。直到如今撰写调研报告之时，我在一字一句的敲打之间，还是很努力地告诉自己，不要为了那一本调研报告集而落笔。为了河源的可爱的孩子们，为了那一周以来的朝夕相处，为了我们心中曾经不变的信念，我们选择郑重地下笔。调研只是我们的下乡活动之一，我们和河源孩子的联系应该是那份不易褪色的情感。不管怎样，紫菁队的口号永远会在我的心里。知行华师，学践古竹；穗槎同馨，薪火相传。

调研组员三：

通过这次调研活动，我更深刻地了解调研活动的技巧与小组成员分工合作的益处，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情况。

虽然在此之前，我在校团委调研部做了两年，接触过很多调研活动，写过好几份调研报告，便是“三下乡”的这一份与众不同。它不再是一项为了拿奖的比赛，也不再是以大学生为调研对象的活动，而是一项正式且庄严的项目，它的调研对象是一位位正接受雕琢且不允许失败的学生和成熟且陌生的家长。调研过程中，我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学生对我们老师的评价与家长对华师大的看法。因此，我们必须很正式很严谨地做这一项目。不过，这也不代表我们要舍弃三下乡的其他工作，专心致志地投入这项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位调研组成员都是班主任老师，有很多重要且琐碎的事要做。因此，我们的分工合作显得至关重要。在三下乡准备阶段，我们就分工好每人要做和事；妙珊主笔方案，斯斯出问卷，我拟采访提纲，一切如火如荼地开展。下乡时，我们利用课间与家访时机采访该校原班主任老师和家长，收集第一手资料，其他队友也积极帮忙，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后期资料整理与报告撰写，我们三人统一安排几天，全心全意地做这项工作。在此次调研，我深感到细致的分工合作的高效率高质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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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当前状态调研总结

通过我们的实地走访，发现农村家长学历基本为小学或者初中，甚至还有很多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的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条件等各个方面都明显优于农村，学历高有能力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农村，选择进城打工，留下的都是那些在城市混不下去的人。从而导致农村人口呈现两极分化严重，老的老小的小。其中有两类家庭居多，第一类是父母在家务农，留在孩子身边；第二类家庭是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即留守儿童。

先来看看第一类家庭，这些家长都是在城市里无法找到工作，不得不留在农村的，一般来说他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只有小学或者初中，全家人靠务农为生。

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双方必须要有一个抽出时间来带孩子，这大大影响了干农活，影响了全家的生计。为了生计，父母没有时间陪在孩子身边读书给孩子听，不耐烦手把手教孩子怎么穿鞋子，怕孩子乱跑影响自己干农活就把孩子关在房间里……学前教育的缺失对孩子价值观形成、智利开发影响是巨大的。当孩子才四五岁，还没达到入学年龄时，父母就迫不及待的将孩子送入学校。父母只是想让学校去管孩子，好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去干农活。由于孩子年龄小，头脑还没发育到适合学习的程度，再加上缺少学前的智利开发，让很多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他们根本跟不上学校的进度。

绝大多数家长还是支持孩子学习的，他们深知务农的艰苦，想让孩子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生活的现实的。家长白天忙着干农活，只有晚上才能有一点的时间顾及孩子，由于家长的学历水平都很低，根本无法辅导孩子学习，也不知道该怎么在学习上帮助孩子。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发现自己跟不上的时候，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太放在心上。等到考试成绩出来，家长发现孩子的成绩和改变命运的目标相差甚远，心急如焚。但是，自己不会教，也不会用正确方法引导孩子，很多家长就会去买一堆的习题书逼着孩子去做。孩子做完以后，家长不会帮着孩子订正，原来不会的还是不会，没有任何效果，只是徒增孩子的负担。家长看到孩子做了，就以为自己帮助到了孩子。等到下次考试成绩出来后，家长又将大失所望，渐渐的开始不耐烦，斥骂孩子，这大大激发了孩子逆反情绪，对孩子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在了解农村父母教育理念时发现一个很大的偏见。农村父母认为，关心孩子就是在物质上给孩子钱让他们念书，而忽略了精神方面的关心，他们不会抽时间陪孩子学习，也不会关心他们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他们会做的大多只是，想起来时候询问下孩子学习情况，跟孩子说几句早已听出老茧的励志名言。走访时遇到过这么一个学生，由于学习跟不上，父母平时也没关心他学习，他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开始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开始逃课，后来渐渐发展成根本不去上课。而粗心的家长只是偶尔问问孩子学习的情况，孩子轻松的蒙混过关。等到家长发现孩子开始混社会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家长又不知道该如何挽回，打骂体罚只会将孩子越推越深，直至无力挽回。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在学校犯了错，老师想找家长谈谈，但是家长忙于生计，对老师的帮助并不配合。即使有些家长能和老师进行信息交流，但是家长在孩子心中地位却不高，孩子根本不怕家长，家长无法管教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越走越偏。

中国城市青年生活状态调查报告

与改革同步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孩子如今已经到了就业、“适婚”的年龄。与上一代人相比，当今的城市青年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有了怎样的变化?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和《父母必读》杂志对当代中国城市青年价值观念及生活形态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并于近日公布了调查结果。

中国城市青年基本概况 当代城市青年研究关于城市青年的界定具体描述为：生于1978年-1981年，现在年龄在23岁-26岁之间的青年;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已参加工作人群等等;在所在的城市至少居住三年，并且以后长期在城市生活。 之所以对城市青年进行这样的界定，并把其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提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是由于这个群体有其独特的成长背景，而且他们即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是一个孕育社会未来的群体。 参与此次调查的1040人中，年龄分布均匀，男性为53.8%，女性为46.3%，其中独生子女占57.8%。从就业情况看，80.4%的人有固定工作，6.1%的人有临时工作，有5.1%是学生，还有8.5%的人没有工作。

从收入看，34.6%的人月收入在XX元以上，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占24.1%。 人生价值观传统和独特兼有 调查显示，当代城市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一方面，约有83.4%的人同意“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85.2%的人认同“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68.9%的人同意“奉献与索取应该是平等的”;但在涉及个人价值和利益关系时，当代城市青年就表现出利己的价值观，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42.9%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益关系”，38.4%的人同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63.2%的人认同“人生应该及时行乐”的观点。

当下社会中，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一直是全社会呼吁和鼓励的。此次调查问卷中显示出多数青年人责任感还是比较强。在被询问对“如果周围有人做违法的事情，只要不危害我的利益，可坐视不管”这一观点的看法时，只有7.69%的年轻人表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的占19.90%，而不同意也不反对的占31.06%，而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的比例达41.35%。 年轻人要学习把人生价值观生活化

xx大学教授张颐武

对青年人人生价值观既有传统的一面，同时又有独特的一面，应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说明年轻人明白抽象的道理;另一方面，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具体事件时，眼前的生活经验常与他们原有的理论脱节，他们选择的结果会背离原来学到的道理。这是价值观和日常具体事物两个层次的问题，体现出年轻人的人格两面化。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现在高速发展的社会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青年用原来学到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利益经常成为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基础。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一直抽象地教育学生，忽视了把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因此当这些离开学校的年轻人遇到新问题时，就会把原有的道理忘在一边，他们还无法很好地掌握抽象与具象间的平衡。 对这种脱节不必过分紧张，这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学习把人生价值观生活化，弥补人格的裂痕。具体的方式很多，比如现在正在开展的礼仪教育，我们就可以从恰当掌握身体接触的距离着手，通过掌握规则，把这些东西内化成为自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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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国庆节讲话态度强硬 称美国仍然处战争状态

路透社7月4日美国俄州怀特-彼得森空军基地消息，7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美国空军基地发表美国国庆节讲话时称，“美国仍处于战争状态”，美国誓对以大规模杀伤威胁美国的“恐怖组织和非法政府”实施“率先打击”！ 布什这一强硬的国庆讲话是当着军事基地内的25000名军人和家属的面发表的。布什说：“美国是不会坐等另一次袭击发生的，也不会相信罪恶的敌人会有克制和良心发现的。我们要以主动进攻的态势对付恐怖分子和一切支持他们的人。我们决不允许恐怖分子或者非法政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威胁咱们。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保卫美国人民生命与财产的安全。” 对于布什总统发表的这一讲话，政治观察家认为，这一讲话包括着两个内容：“美国仍处于战争状态”说明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局势已经不再乐观。尽管布什总统没有直接提及伊拉克的当前局势，或者伊拉克美军每天遇袭的情况，但实际上自布什5月1日宣布战争结束以来，美军在伊境内的伤亡已经快赶超伊拉克战争，而且伊拉克军民的抵抗运动越来越激烈。今日美国报/美国有线新闻网/盖洛普最新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美国民众认为在伊美军进展顺利的比率从一个月前的70%降到了现在的50%，并且还有下跌的趋势。二是布什政府有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布什在讲话中除了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外，还在讲话中提及了在阿富汗，菲律宾和格鲁吉亚境内的反恐怖战争。 布什发表这一讲话的讲台布置得十分有意思，讲台就搭在空军基地的机场上，背面是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左右两侧拱卫着包括B-1轰炸机和F-117隐形战斗机在内的各型轰炸机，战斗机和攻击机，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阵势

精神状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

党的作风事关党的形象与人心向背。我们党历来把作风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历，毛泽东与黄炎培曾有段的关于“周期律”的对话，列举了政党长期执政所面临的三种危险：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从我们党的发展现状来看，这三种危险依然或轻或重地存在。精神懈怠、不思进取、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就是“政怠宦成”;一些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以个人能力、作风影响一个地方发展，就容易导致“人亡政息”;违反客观规律、违反人民意愿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即是“求荣取辱”。一些基层党员干部认为，作风问题主要是“四风”问题、腐败问题，是领导干部的事，自己平时工作即使有点“小懒”、“小散”，也无关痛痒、不值一提。其实，“小懒”、“小散”等精神状态问题，由于其根源性、隐蔽性、传染性等特征，已经严重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其危害并不亚于“四风”问题、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的研究分析，找出其表现形式，深挖其产生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一、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主要表现

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说到底就是精神懈怠问题。从狭义上来说，是指思想意识松懈、麻木乃至颓废，并间接通过一定的行动、语言等途径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亚健康状态。从广义上来说，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的懈怠，还体现为工作层面、作风层面的懈怠。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党性弱化，宗旨观念淡化。表现为：理想信念动摇，对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政治素养缺乏，拿自己当普通群众对待，喜欢与普通群众比较，与党的先进性要求相差甚远;宗旨观念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成空洞的口号;对触及自身利益的政策措施不是按照上级要求，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排除阻力去贯彻落实，而是心存抵触，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作风散漫，自律意识不强。表现为：做事不积极，精神萎靡不振，应付敷衍，效能低下;工作不务实，作风漂浮，善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不愿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服务意识、责任意识缺乏，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无动于衷、冷硬横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习气仍不同程度存在。组织纪律观念淡化，自由散漫，上班玩电脑游戏、炒股、看小说等违反“四条禁令”行为仍时有发生;放松警惕、行为失检，认为吃点、喝点、拿点、挥霍浪费点不要紧的错误观念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个别人甚至贪图享乐、道德滑坡，生活上沉湎于灯红酒绿、吃喝玩乐，交际上热衷于攀权贵、傍大款，言行上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3、意志消沉，进取精神缺乏。表现为：有的不能摆正位置、摆好心态，认为自己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别人不如自己，却比自己幸运，牢骚满腹、无心工作;有的不琢磨事、只琢磨人，遇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整天热衷于探听人事消息，关注自身仕途前程;有的长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觉得工作枯草乏味，缺乏工作热情和冲劲;有的到了一定年龄，遭遇“天花板”现象，觉得前途无望而得过且过、不知进取;有的贪图安逸，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满足于既得成绩，小富即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放松自我要求，降低工作标准，缺乏攻坚爬坡、再创佳绩的信心和勇气。

4、执行不力，创新意识欠缺。表现为：政策落实中，不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是照搬照抄、不辨方向、脱离实际，或者被动应付、消极应对，行动迟缓、不推不动;制度执行中，贯彻落实不到位，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停留在口头上，责任追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工作推进中，因循守旧、观念保守，不敢突破常规和惯性思维，在机遇面前循规蹈矩、畏首畏尾，在挑战面前等待观望、庸碌无为，缺乏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敢闯敢干的勇气，缺乏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追求“相安无事守摊子、四平八稳过日子”。

二、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主要成因

导致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主观的、内在的、个人的因素，又有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的因素，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

1、信仰缺失。信仰是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如果这个精神支柱崩塌了，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社会就失去了思想的支撑和精神的维系。个人失去信仰，则将失去行为准则的禁区，就会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整个人的行为均被欲望和外部力量所控制。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许多党员干部也未能幸免，没有信仰、丢弃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忽视政治理论学习，不重视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放松对主观世界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把世界观的问题视为“左”的东西予以否定。一个人理想信念淡薄，就难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势必导致精神懈怠，毫无追求、一事无成。

2、价值观扭曲。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西方腐朽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日益侵蚀，封建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新旧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交织碰撞，不断冲刷着人们的认知，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行为上的偏差，信念迷茫、理想淡化、价值观偏移，甚至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在激发人们竞争意识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金钱至上、急功近利等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影响，致使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受到严重挑战，部分党员干部对功利的追求大大超过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他们把只能在商品交换和经济领域里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搬用到政治领域和党的活动中，干工作、想问题，以考虑自身利益为先，对己无利、与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避而远之。

3、消极心理影响。一是社会惰化效应。所谓社会惰化，是一种社会群体的心理学现象，意指一个群体一起完成某项任务时，某个体所付出的努力往往比单干时要少。实践证明，当某人一力承担某项任务时，是丝毫不敢懈怠的，甚至会对任务成败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虑。但当一项任务分配给一个群体时，群体中的每个人责任感都会降低，对任务完不成的负面评价的焦虑也会减弱，继而个人的活动积极性和效率也会下降。党政机关的工作大多都是需要群体协作完成的，在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价机制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个体的卸责心理，导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惰化效应。二是趋利避害本性。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想法，用不作为来逃避可能的问责，在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选择逃避困难、回避矛盾，往往比直面矛盾、攻坚破难所需承担的风险小、得到的实惠多。无功起码是安全的，受过则是危险的。三是从众侥幸心理。当一些冒险或边缘行为获得他人支持、经过重复并形成规则习惯之后，便形成所谓“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往往是能使个体获益或更容易达到的行为模式，意志不坚、原则性不强者容易跟风效仿。党员干部精神懈怠问题就类似于一种“潜规则”，带给人的是眼前即得利益——工作轻松安逸、工资照拿不误，而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则是未来、未知的，“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往往让人选择忽视这种“不确定的风险”。

4、制度弊端。一方面，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目前，各地各单位虽然都建立了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但仍存在形式大于内容、刚性不足柔性有余的问题，缺乏量化考核指标和竞争淘汰机制，由此导致忙闲不均、苦乐不平现象在许多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做多做少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的“铁饭碗”、“保鲜箱”式的工作环境，难以形成有效的工作激励和严峻的竞争压力，客观上使党员干部容易滋生消极、等待、观望等懈怠现象。此外，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交流调动等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人情”、“权力”介入，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优者上不来、庸者下不去，论资排辈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致使部分党员干部产生失望消极心理。另一方面，管理机制疲软。有的单位内部管理不严，没有制定具体的工作纪律和制度规定，对队伍中存在的精神懈怠问题眼开眼闭、听之任之;有的单位虽然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但仅限于喊在嘴上、挂在墙上，缺乏制度刚性和约束力;有的单位甚至在干部违规问题被查实后，还千方百计找说辞、拉人情，试图“家丑不外扬”。以上种种均助长了不良风气的扩散和蔓延。

三、防治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对策措施

古语有云：“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如果任其蔓延，不加防治和克服，就会形成惰气、滋生暮气、助长邪气，必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影响。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既要杜绝想法懈怠，又要杜绝行为懈怠，必须由内而外全方位进行预防和治理。

1、构建先进的价值观念体系。价值观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要解决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首先必须构建先进的价值观念体系。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现状来看，是多源性价值观念的交织并存，既有来自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也有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既有来自“五四”以后形成的中国革命文化的价值观念，也有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在重新建构先进价值观念体系过程中，要注意取精华、弃糟粕，善分析、懂鉴别，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与创建和弘扬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价值观念的关系，吸收和借鉴优秀的外来价值观念与保持和发扬本土性、民族性价值观念的关系，以及先进性价值观念与广泛性价值观念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符合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价值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为根本标准，努力吸收不同来源价值观念中合理、积极、进步的成分，同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积极进行文化和价值观念创新，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2、构建全方位教育体系。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解决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必须从思想的根上着手。一是加强党性修养。充分利用党校、各类培训班等阵地，采取集中培训、分批轮训，以及领导讲、专家析、群众论等方式，重点学习政治理论、党纪条规、作风建设规定等内容，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明确作风建设“高压线”和“警戒线”。二是开展红色教育。深入挖掘红色教育资源，注重在丰富主题上下功夫，在深化精神内涵上下功夫，在拓展教育功能上下功夫，做到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传统展示与多媒体展示相结合，着力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品牌。同时，加强红色文化产业发展，通过创作更多优秀的小说、歌曲、电子出版物，开设红色资源网站等途径，努力构建红色文化育人新机制，潜移默化引导社会价值取向。三是强化典型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褒扬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好人好事，鞭挞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歪风邪气，通过弘扬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典型、感动中国人物的平民典型，树立“看得见、摸得着、离得近”的身边典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知荣弃耻，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事业心，自觉抵御精神懈怠症的侵袭。

3、构建多途径激励体系。所谓激励就是顺应人的需求，借助一系列手段激发个人做事动力及潜在能力的有效途径。要解决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需要强化正反激励机制。一方面，强化正面激励，促使党员干部不愿懈怠。一是建立健全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引入ISO质量管理、标杆管理等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科学设置绩效考核评价标准，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对党员干部个人素质、工作作风、工作绩效等进行全方位评估，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作为干部任用、评先评优、奖金发放的重要依据。同时，深化机关廉效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明确党员干部个人的工作职责、工作目标、完成标准、限定时间等内容，做到人人有职责、事事有标杆、时时有目标，进度全程“倒逼”，质量全程控制，促使每位党员干部闲不住、慢不起、怠不得。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坚持“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原则，破除人情、关系等因素干扰，积极拓展干部“上”的空间，促使那些真正用心谋事、用心干事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疏通干部“下”的渠道，健全完善干部轮岗交流、换岗淘汰等机制，逐步实现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激发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强化反面激励，促使党员干部不敢懈怠。深化机关作风效能建设，通过严格问责、严肃惩戒，形成对党员干部潜在惰性的强大威慑。要建立指向明确、措施刚性、反应迅速的行政问责体系，对工作不在状态、慵懒散等懈怠问题碰硬较真，对造成危害后果的坚决予以问责，通过采取责令公开检讨、诫勉谈话、扣发奖金、降级降职等多种方式，切实发挥问责制度的惩戒和警示作用。

4、构建多渠道监督体系。要解决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强化监督是重要保障。一是党内监督。要着力提高党员干部民主监督的意识和素质，拓宽参与监督的渠道和途径，调动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党员干部是否主动参与党内监督，作为党性强弱及是否履行党员权利和义务的重要依据，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监督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二是群众监督。全面推进党务、政务、事务公开，使党员干部从事公务活动的信息全方位置于阳光底下。畅通信访举报和民意表达渠道，建立群众参与决策和监督执行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员队伍作用，通过行风评议、问卷调查、明查暗访、调研询问等途径，对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办事效率、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注重发挥主流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质询。三是网络监督。充分发挥互联网高效便捷、开放自由、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优势，加强网络监督平台建设，对党员干部工作状态和办事效率实行过程控制、实时监督和在线投诉，形成对精神懈怠者的强大舆论压力和监督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