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邓小平“共同富裕”论在县域经济中的具体实践

“共同富裕”理论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两个方面，“先富后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在经济工作中，“共同富裕”理论集中体现以下原则：一是适度倾斜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先富后富”是一个客观规律，承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允许先富、鼓励后富，逐步实现均衡转变的过程上。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由于各种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千差万别，尤其在生产要素的差异性及要素配置上的差异性，使各地区、各产业、各人之间的发展客观存在不平衡性。为获得有限资源的最大使用效益，必须重点发展优势区域、产业和个人，形成县域经济增长点，带动全县整体经济的发展。二是统筹协调的原则。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必须产生示范带动力量，形成先进帮后进，先富带动后富的良好发展局面。县域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优劣势，只是先进地区、产业和个人优势表现得更明显。然而在先富带后富的过程中，这种优势是互为补充的，在经济发展中，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前提下，主动利用适当的政府干预去调节差距，实现共同发展。三是动态开放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最终目标。这个目标是打破了贫穷的平均主义，在适当拉开差距的过程中，迅速推进社会的发展，积极寻求更高层次的公平，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追求。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快先富带动后富的进程，必须对系统外开放，加快发展。在当前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把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运用到县域经济的具体实践中，将对县域经济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区域共赢，注重分工协作，跳出县域发展经济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作为我们欠发达的西部“后富”县，应从单纯地靠资源发展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主动接受先富地区的辐射带动。

（一）找准区域分工  随着市场经济注重专业分工、联合协作的趋势，县域经济分工协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县域经济只有在周边市县中找准位置，经济才会有大的发展。为此，必须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位置全面分析，使潜在资源优势变化现实的资源优势。南溪县充分认识到宜宾建设长江上游一级中心城市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金沙江滚动开发，结合南溪地理位置和已初步形成的农业、教育、城建等优势，做好产业配套和生活后勤保障，大力发展食品饮料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优势制造业，构建综合型的发展区域，形成新的产业支撑。

（二）学习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学习模仿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轨迹，在技术上与发达地区接轨，甚至后来居上，使县域内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多引导或组织全县相关部门和企业到沿海考察学习，在引导企业业主学习上狠下功夫、在提高学习针对性上狠下功夫、在学习成果转化上狠下功夫，真正做到学而不厌、学有所获、学有所成，以加快推进南溪的“三个转变”。

（三）不断招商引资。注重引资、引技、引智、引管理并举，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拓展利用外资渠道，拓展引进的广度和深度，壮大引进外资规模。抓住沿海和发达地区经济由东向西梯次推进等机遇，积极招商引资，大力吸收先进地区的产业、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

二、城乡共融,放大互动效应,协调城乡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和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但农村生产力水平仍很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应以“先富带后富”的原则，实现城乡互相融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互动发展，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进而实现全面小康。

（一）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大力加强城镇建设，形成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集镇为骨架，一般乡镇为依托的城镇网络。根据各地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及所处的区位，注重分工，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完善职能，大力发展特色城镇。运用经营城市理念，建立起以个人投资为主，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产业化、市场化投资体制。因地制宜，规模适度，注重实效，发展地方优势产业，繁荣城镇经济。

（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抓农业，从重视生产向更加重视市场、销售和加工转变。抓品牌，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体系，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食品。抓流通，积极扶持农村专合组织和经纪人队伍，建立畅通的农产品渠道。抓加工，紧紧围绕农业主导产业，扶持、扩建、发展一批科技含量高、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形成一系列产业链。

（三）形成城乡要素流动机制。积极引导城市资本投资农业，使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强大的销售网络与农村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得以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民资投入的政策，鼓励有实力的群体投资创业，兴办二产、三产，扩大县域经济总量。努力消除城乡共融不合理机制、体制因素，逐步取消城乡歧视政策，鼓励农民进城安居、就业、创业，加快城乡融合过程。

三、产业共强，发展特色产业，狠抓龙头企业发展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出地方特色，走出“大而全”的模式，坚持资源开发与市场需求的统一，按照非均衡发展的原则，找准发展定位，突出重点，扬长避短，大力发展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积极培育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龙头企业，从而促进整个县域经济的飞跃发展。

（一）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根据区域分工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比较成本原则，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从科技、人才、物资、资金等各个方面，加快发展本县的优势产业，培植起本县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主抓重点产业开发来带动非重点产业发展，形成“一业兴，百业旺”。南溪根据产业发展特点，必须坚定不移地在农业上突出优质无公害蔬菜、优质水果、南溪白鹅三大支柱,工业上突出轻工、化工两大主导产业，不断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县域经济上水平。

（二）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植龙头企业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价格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通过龙头企业的技术、设备、管理、产品等优势，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组织产品链和产业链，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发挥规模优势和整体效应。南溪应鼓励天蓝公司跨越式发展，带动南红化工等企业不断壮大，形成基础化工产业集群；支持红光化工医药公司等企业的扩能技改，发展壮大医药化工产业集群；扶持华徽等企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食品产业集群；引导南山公司等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大力拓展市场，实现机械产业集群的恢复性增长。

(三)不断形成品牌产品。县域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最终要落实到产品上，只有产品联合会“名、优、特、新”的特色，符合市场需求，符合质量要求，才能在竞争中经受住考验。要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做大“蜀源”白鹅、“庶人坊”豆腐干、“沐春”蔬菜、“金竹”西瓜等品牌。

四、群众共富，发挥示范带动，不断形成能人经济

农民群众因为观念相对陈旧，思想较为保守，接受新事物总有一个过程，总要不断地观望。在带动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进程中，要尊重这一客观事实，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积极培养开发更多能人，发挥示范作用，形成能人经济，不断增强县域经济活力。

（一）转移产业能人。事实表明，一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通过科学技术和现代观念的武装，正逐步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民，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骨干力量。要建立政府、部门、中介组织、企业、劳务市场“五位一体的”劳务输出平台，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将“培训、输出、维权”三轮同步趋动，大力拓展劳动经济空间。巩固现有天原、五粮液等劳务市场，不断开拓沿海及大中城市新的市场，稳定输出规模，提高输出质量。

（二）激发创业能人。通过政策激励和宣传发动，激发国有、集体企业精经营、善于管理，并有一定资本积累的“实业型”能人、机关事业单位“下海型”能人，本地农民经纪人和种养大户的投资创业激情兴办私营个体企业。进一步创造条件，鼓励、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带资金、项目、技术回乡创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积极鼓励各类农村人才创办、领办各类企业和从事种养殖业开发，使之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中坚力量。

（三）培养科技能人。逐步形成以职业学校为龙头，乡镇为依托，协会企业为阵地，培训活动为载体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通过教育培训实现“富脑袋”与“富口袋”良性互动，不断提高广大农民学科技、奔市场、创新业的意识。通过教育培训，在今后五年的时间内，达到全县60%的农户中至少有1名掌握1—2项实用技术。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

现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1），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表现，比如说，一切向钱看。对这种现象的批评当然要准确，不要不适当，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有的党政机关设了许多公司，把国家拨的经费拿去做生意，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还有其他的种种不正之风。对于这些，群众很不满意。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不是在整党吗？应该首先把这些不正之风整一整。 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所以，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注 释： （1）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中央总结了有些地方开展的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活动经验，从一九八三年起，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统一起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2）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即席作的一次讲话。

《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邓小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九日）

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要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我看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我们要把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使这方面工作来一个改善。        党管政府怎么管法，也需要总结经验。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上次找几位同志谈经济工作的时候，我提到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我想中央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书记处的同志，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半年端正党风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不要估计太高，现在还刚刚开始。我们说从今年起狠抓两年，实际上两年以后还要继续干这件事，当然不一定要设专门机构。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

《党要始终保持活力》邓小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九日）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        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这不是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完成得了的。但是制定一个目标十分重要。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在这方面，严格说来我们刚刚开步走，需要思考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还很多，必须认真去做。        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如何做还没有考虑清楚。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邓小平（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第三个问题，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嘛。        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应该说，过去我们的书记处工作效率不算低，原因之一就是做出决定交给专人分工负责，他确实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很不满意。这样能够搞四个现代化呀？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面做，一面报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讨论的事情可以等，备案性质的就不要等。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各有专责，有管技术的，有管科研的，有管财务的，有管后勤的，等等，需要商量的事也可以几个人商量决定。上下都要讲究工作效率。这样做，难免有时要犯一点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长期解决不了问题的错误好得多，也容易纠正。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