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

关于建立我县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体制的思考

构建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强化市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形成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的建立有利于规范市场交易行为，降低行政成本。

一、我县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的模式和成效

我县的招投标统一平台于XX年3月正式运行，其监管结构和运行机制是根据“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离原则建立。招投标管理委员会是招投标市场的决策机构，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拍卖等中介机构是执行办理者，招管办和行业主管部门是监督管理者，招投标中心是为各方主体提供服务的平台，监察局依法对各方主体进行监察。招管办常驻中心，会同职能部门制定规则和办法，统一监管招投标工作，对交易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管；行业主管部门派员以常驻或非常驻形式进驻中心，履行其相应职能。当前机制可以用一场足球赛来类比：招管委是足协，职能部门和招管办是裁判员，招标人及其代理机构和投标人是运动员，招投标中心是足球场。

我县招投标工作通过这几年的运行，取得了较好成效。截止XX年3月，直接为我县节约财政资金共1.68亿元。下图为我县和全市各工程节约率对比状况。

时 间

项 目

数 据 统 计

全市平均节约率

我县平均节约率

XX年3月

│

XX年3月

市政工程

15%

26.21%

房屋建筑

8.6%

14.22%

工地整理

14.66%

20.98%

二、我县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与其他县市相比，综合交易中心运行至今，“综合”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一是“四大交易”中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没有进场；二是工程交易中的交通、水利等专业工程没有进场；三是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两个中心两套人马，单独运行，造成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四是场地有限，设施简陋，“硬件”设施达不到规范要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交易运作和管理服务工作的开展。这与缙政办发[]85号文件明确土地交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待时机成熟纳入招管办统一的规范化监管要求不相符。

(二)标后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低价中标、高价结算”现象突出，招投标成果未能得到切实维护。建设单位没有按招标文件对项目班子的到位率进行考核、监督和处罚；建设、监理单位对项目经理更换及工程量变更比较随意，项目建设“三超”现象较为严重。

(三)违规操作，易滋生腐败。有的个别单位无视有关法律规定，未进入中心公开交易，将本应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公共资源建设项目直接发包，明招暗定，弄虚作假。有的为规避招标将项目化整为零、肢解发包，或者只对项目的主体部分进行招标，附属、配套或追加部分随意处置，造成项目费用一增再增，《施工合同》成为一纸空文；有的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有的以向招标人或评委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有的中标人私自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转让或分包给他人，形成一些项目高资质队伍中标，低资质或无资质队伍施工，使工程质量和进度无法保障。

（四）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其他县市相比，我县的招投标年交易额为最多(除市本级外)，但我县的招管办尚未落实编制，缺乏招管办专职领导和相应科室，县招投标中心是自收自支性质的事业单位。

（五）招管办与职能部门存在利益冲突。招管办站在政府角度，考虑问题以促进充分竞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节约资金为出发点；职能部门则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意识，设置门槛高，外地企业参与市场竞争难。

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我县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健康发展，制约了监督效能和交易效益的发挥，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政府形象。因此，改革我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与监督体制、监管机制和运作方式，变分散管理为统一管理，变分散交易为集中交易，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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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思想汇报：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敬爱的党组织：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积极稳妥地解决好社会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用体制来推动，用体制来促进，用体制来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并作出了工作部署。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体制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一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委领导就是要坚持党委领导核心作用，总揽全局、把握方向、整合力量、统筹各方，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能力。政府负责就是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服务型管理能力。社会协同就是要发挥人民团体、基层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推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法制化。公众参与就是要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法治保障就是要坚定不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和执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把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二要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政府主导就是要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健全地方政府为主、统一与分级相结合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覆盖城乡就是要打破行业分割和地区分割，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一体化建设，大力推进区域间制度统筹衔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力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覆盖全民。可持续就是要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等服务的提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扩大范围和提高标准。

三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平台。政社分开就是各级政府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办好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同时推动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向社会组织开放的公共资源和领域，支持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权责明确就是要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重点培育和发展经济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社会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强化行业自律，发挥沟通企业与政府的作用。依法自治就是要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健全法律法规，严格依法监管;建立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和管理信息平台，制定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实行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和评估制度，完善失信惩罚机制，强化社会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自律性。

四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管理机制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支撑。在加强源头治理方面，要更加注重民 民生和制度建设，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防止和减少社会问题产生。在加强动态管理方面，要更加注重平等沟通和协商，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在加强应急处置方面，要更加注重应急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总之，必须针对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源头上、根本上、基础上预防和减少突出问题的产生，提升管理的层次和水平，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此致

敬礼!

区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报告

市政府督查室、市目标办、市医改办：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对全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督查的通知》精神，现将我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医改工作进展情况

我区五项重点改革从今年初相继启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完成了x%的年度目标任务。

（一）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截止9月1日，全区参合农民x人，参合率达x%，人均筹资x元，各级政府对参保农民补助人均x元，xx区内医疗机构报付比达x%，市直医院报付比x%，平均报付比达x%；城镇职工、居民参保率分别达x%、x%，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的平均报销比例分别达到x%和x%；累计资助“参保”x人、“参合”x人，救助困难群众x人次。

（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启动实施。经过周密细致的前期调研并反复论证，区府办制定了《xx区建立基本药物制度试点方案》。自3月1日起在老池、复桥、保升等7个乡镇卫生院和灵泉、龙坪、高升等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批实施，4月10日，桂花、永兴两个中心卫生院也相继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在短短两个月内在基层医疗机构已实现了全覆盖。截止7月底，全区基层医疗机构共使用国家基本药物x种，占x%，省x种，占x%；9个乡镇卫生院和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采购x万元基本药物，销售金额x万元，优惠x万元，优惠率达x%。试行基本药物制度后，药价下降达x%以上，开创了让供应商愿意送、医疗机构愿意配、医务人员愿意开、人民群众愿意用的新局面。

（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紧紧抓住国家加大对卫生的投入、灾后重建、拉动内需、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建设项目的契机，XX年竣工投入使用的有永兴、老池、保升等3个卫生院住院楼，建设面积xm2，增设床位x张；在建项目有区医院住院楼和x、x、x、x泉x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的有育才社区服务中心和桂花中心卫生院门诊楼。

（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实施。XX年，全面实施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免疫规划等九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截止9月1日，全区累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x9份，城市社区建档率x%；农村建档率4x1%。启动了15岁以下人群x人次乙肝疫苗补种；农村妇女孕前和孕早期补服叶酸x人次，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x人，补助资金x万元；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x人；改建卫生厕所x户。

（五）积极推进公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医院信息公开，健全医患沟通评价制度，规范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按照医改要求，已完成各医疗卫生单位机构设置编制规划，正着力制定全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明确设置数量、布局、床位规模、大型医疗设备配置和主要功能。

二、主要做法及措施

一是注重组织领导。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深化医改工作，将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民生工程及时进行研究部署。各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将其摆上重要工作日程，使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二是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把医改的政策要求与实际紧密结合，区医改领导小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全面掌握基层实情，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三是注重机制建设。初步建立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多渠道补偿机制，推进了基层医疗机构运行机制转变，为完成基层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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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制下开展工会工作的几点体会

作业区工会还以每年的"安全生产周"为契机，积极协助安全环保部门加强员工安全意识教育，组织开展"查隐患、提建议"和安全环保知识竞赛活动（目前已举办了九届）。各种形式的岗位练兵、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激发了广大职工学习创新的热情，在全作业区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有力促进了作业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三、坚持面向职工、以人为本是工会工作的生命线

工会工作只有面向职工，时时刻刻做他们利益的维护者，困难的知情者，工会工作才能凝聚人心，才会有生机、有活力。

（一）以推进作业区民主管理进程为重点，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加强企业民主管理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本质特征，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作业区工会首先从进一步深化企业民主管理入手，坚持和完善了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同时以落实民主管理职权为重点，不断拓展民主管理的范围、深化民主管理的层次，切实体现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作用。在召开职代会前，作业区工会都要组织职工代表专门就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任务及权利、民主管理、职工代表的权利和义务、维权等方面进行专题讲课，使广大职工

代表对自身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加强了职工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在会上，能够畅所欲言，正确反映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于职代会提案，作业区工会认真对待，积极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职工代表；因目前政策、条件所限而未能解决的提案，也及时向提案人作出解释，受到了职工群众的好评。同时，严格按照《职代会民主评议高级管理人员的实施办法》的要求，协同相关部门组织作业区领导在职代会上进行述职，自觉接受职工代表的民主评议，促进了作业区领导班子的民主建设。

厂务公开作为企业民主管理的有效载体，对于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在作业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始终把实行厂务公开作为加强企业管理，规范生产经营，体现民主决策，落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组织实施。在实行厂务公开过程中，我们注意把握关键，突出重点，把厂务公开的触角向作业区生产经营等深层次领域延伸。坚持作业区重大决策和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都及时提交职代会讨论通过的原则，通过"厂务公开栏"、"网络公告栏"等形式及时公开作业区的重大决策、人事任免、医疗保险、住房以及薪酬改革等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信息和政策，让职工代表清楚地了解作业区的各项工作进展，保证了各族职工重大决策前的知情权、决策中的自主权和决策后的监督权，提高了企业管理的透明度，感到自己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加深了职工心中企业是家、岗位是根、敬业是魂、奉献是本的企业情结。同时，作业区工会把每月第二个星期三定为经理接待日活动，由职工代表参与、监督落实职工反映的具体问题，使职工有家可当、有主可做、有责可负，同时也体现了作业区党委对厂务公开工作的支持。

（二）树立以"三真"换"三心"的工作思路，突出维护职能，积极为职工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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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制下开展工会工作的几点体会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在劳动关系和经济关系中，各种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矛盾。作业区工会本着以调查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法规为准绳的原则为职工服务，坚持以"三真"换"三心"（即真情地贴近职工，真切地体恤职工，真诚地帮助职工，使职工在工作中舒心，生活里放心，思想上畅心）的工作思路，积极协调职工和各部门的关系，积极做好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人，参与企业管理的代言人，嘘寒温暖的知心人。在落实职工养老、医疗、住房分配、女工孕期保护、产休等重点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较好地维护了各族职工的合法权益。

目前，作业区有女员工79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由于作业区工作的特殊性，大部分女工工作在前线，夫妻双方在彩南的家庭就有28户之多，子女大多需要照顾。如何做好女职工的工作一直是困扰作业区工会的难题。作业区工会从实际出发，多次组织女职工召开专题会议了解思想动态，宣传当前形势及作业区的困难，起到了谅解、沟通的作用。在每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中，作业区工会都要组织各种形式的文体娱乐活动，使女职工欢快的度过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作业区工会还分批组织女职工利用倒休时间到乌市妇科病医院进行每年一次的检查。

XX年以来，作业区工会全方位地参与了基地办公楼服务人员招聘、中控室和集中处理站监控岗下移等职工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一线基层单位安装了空调、饮水机，发放了保温杯及分层饭盒，解决了一线职工饮水、吃饭的实际问题；组织职工身体健康普查累计千人次，组织有毒有害岗位职工体检164人次，举办了5期妇幼保健知识讲座，并为每位职工建立了健康档案；安排职工疗养、组织先进工作者考察150多人次；作业区工会伙食管理委员会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协助综合服务站开展食堂及公寓卫生的～测评活动，及时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主动协调双方关系，有力地促进了作业区生活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每逢重大节假日，作业区工会都要组织慰问离、退休职工为他们送上组织的关心和温暖。

在作业区这样一个人员少而集中的特殊环境中，通过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了职工的利益，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得到了职工的信任、行政的满意，同时也为作业区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起到了有力地推动作用。

四、坚持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建设"四有"职工队伍是工会长期的战略任务

"两新三高"的管理体制，就要求有一支思想好、业务精、能攻坚的职工队伍。作业区工会始终把立足油田生产，全面提高职工整体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紧紧围绕作业区党委提出“打造队伍建设精品工程”的要求，强化主人翁意识，弘扬彩南精神，努力打造一支适应新体制的"精品"职工队伍。

（一）充分发挥教育职能，不断提高职工思想、技能素质

作业区工会坚持在全体职工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大力弘扬彩南精神（即：沙漠为家的主人翁精神；奉献为荣的自我牺牲精神；两新为纲的求实重效精神；三高为本的开拓进取精神。）；坚持开展"争做文明彩南人"和"争当岗位能手"的文明创建活动；结合"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月"，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了道德素质教育，制订下发了《文明彩南人公约》、《文明彩南人"十不"规范》以及《彩南矿区居民守则》等行为规范，成功举办"爱油田、爱家园"的演讲比赛活动和"倡导文明新风，创建文明矿区"的百人大签名活动等。XX年，作业区工会成功举办了首届少数民族员工学汉语比赛活动，在全体少数民族员工中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提高了他们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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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制下开展工会工作的几点体会

（二）将建家活动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不断陶冶职工情操

彩南油田作业区地处沙漠，职工远离家庭，生活单调、枯燥，为了消除这些因素对作业区的生产任务、油区稳定带来的影响，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作业区工会与团委积极协作，开展各种职工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在每年在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举办游园、诗歌朗诵、篝火晚会、卡拉ok比赛等活动。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等专题教育活动中，举办民族趣味运动会

、"民族团结杯"排球赛等活动，寓教与乐，增进团结。这些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陶冶了情操，增进了各族职工的团结和友谊，提高了职工素质，调动了各族职工的工作热情，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近年来，作业区工会把建家活动引申到爱我家园、美化家园之中，广泛组织职工植树种草，并与作业区团委、安全环保部门联合开展油田环保稽查活动，整个彩南油区有了明显的改观，昔日孤寂荒凉的沙漠如今变成了绿荫环抱、鲜花盛开的温馨家园。同时作业区工会还根据作业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建设和完善了一些文化活动场所，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激发了各族职工爱油田、建家园的热情。

形式各异的教育活动使讲文明、重团结、比奉献的好风尚在彩南油田作业区蔚然成风，营造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

《[推荐]新体制下开展工会工作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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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考 ——民办学校考察报告

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考 ——民办学校考察报告

10月23日省骨干教师培训班成员有机会到山东美澳国际学校及双月园学校两所民办学校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听取了他们校长对办学情况的介绍。两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机制，办学特色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教17年，当校长3年，对教育和办学也曾苦苦地思索过，公、民办学校对比，使我产生了诸多思考。

1、 办学体制的改革是中国的国情，2、 是社会的需要。自古以来，学校就有公学和民学之分。公学是政府办的，民学是老百姓办的。孔子、武训、陶行知就是办民学的代表人物，而且卓有成效。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下，把私立学校全部改制为公立学校，形成了国家统揽办学的单一教育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受教育的需求的增长，国家统揽办学满足不了群众受教育的需要，所以在80年代又创办了许多私立学校，到90年代，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办学体制呈现多元化。国家包揽办学是一元化；既有公立学校，又有私立学校是二元化；除了公立、私立以外，还有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公民交融的多种体制是多元化。世界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的。人们总是以创新精神去发展教育，使之与社会经济相适应。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国家的经济实力单薄，能够投放到教育上来的经费相当不足，教育不能完全由国家来办，而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这是中国的国情。从多方面筹措教育资金，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目前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众对子女教育的要求也升格了，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种层次的受教育需求，要有多元体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许多事业型家庭，他们急需有全寄宿、现代化的学校代替他们做父母的责任，使他们的孩子接受全天候的服务。山东临沂民办学校，公办民助等多种形式办学风起云涌，在全省独领风骚，浙江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独树一帜。前者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后者是经济发达地区。可见办学体制的改革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地区。我国是文明古国，有优良的教育传统，多少年来积淀下来丰富的教育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又新增了许多教育资源，充分地利用教育资源也要求多元的办学体制。可见实行教育的多元体制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符合中国的国情，社会的需要。

办学首先考虑的应该是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事业发展的要求，其次要考虑如何不违反政策。我们知道政策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因为社会的发展到某种程度才需要政策出台。当政策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的时候，就需要人们通过实践来创造出新的政策。多种体制办学就是教育改革者们用创新的教育实践推动了一元化教育体制发展的结果。南方有位有名的校长在介绍办学经验时说：“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瞧着走，遇到绿灯快步走。”这是一种办学理念，更是一种事业发展的理念。这不正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具体体现吗？二、办优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教育是一种产业，所谓“教育产业”其核心或实质是，办学这件事必须强调其效率和效益的双重性，办教育同样是以效率和效益为导向的。具体而言，应有两义：即“产业化的教育”与“教育的产业化”。前者是指可以借鉴企业中组织经营的理念办教育，故有“教育经营学”或“学校经营学”之说，强调的是学校内部管理思想与运作机制的变革，强化学校组织的作业效率，杜绝“教育浪费”，盘活教育资源存量等；后者是指形式上直接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方式。教育能否产业化？实践已经作出肯定的回答。只有效益与质量并重学校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办学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如“社会力量办学”“私人办学”“合作办学”“股份合作制”等方式。市场竞争是“第一法则”。用办产业的思想来办学，就是要借鉴经济建设的成果，不断推进办学效率与效益的提高。目前犹应重视两方面的问题：办学必须确立“管理出效益”的意识；办学必须确立“市场竞争”的意识。用办产业的思想来办学，不是要“一切向钱看”，更不是要把学校办成一个“谋利的机构”“赚钱的场所”，而是要把学校办成一个对外能够始终适应、满足社会及个体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对内充满竞争、合作与激励机制的健康的组织，真正使学校纳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教育产业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1999年9月2日《组织人事报》刊登的《民间教育投资外流不容忽视》或许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文章指出，国外高校及其他办学机构纷纷“抢滩”我国大城市举办各种展览、介绍等，招徕赴外留学。如果把我国社会的每个家庭所支出的教育费用，看作是我国民间向教育投资的话，那么这种投资现正随着教育市场的外移而流向国外。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费出国留学，按每人每年外汇人民币14至18万元的低限来计算，每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达40亿元。1999年，仅广东一省去外国自费读书，就花去10亿元。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当前，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要求和现有的供给的矛盾较大，广大群众希望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因此，发展教育产业，鼓励多元化办学，鼓励企业和民间投资兴办教育，无疑是扩大教育消费，推动经济发展，遏制民间教育投资外流的重要途径。有出国意向的大学生、中小学生越来越多。中国的留学生，近年来，从数量上看愈来愈多，而且呈现低龄化趋势。据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Geodon slaven签证官介绍，中国到英国的留学的学生数量在最近两年快速增长，1997年是2000人，去年是12000人，今年到现在已经有17000人。他们的留学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多数中国学生是去英国读研究生，现在则多数是中学生去读大学预科；以前中国留学生多数是申请奖学金，现在则多数是自费。最近，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朋友到国外留学，中国加入WTO后会有更多的青少年走出国门接受再教育。英、美、新、澳等国家非常看好中国的留学市场。因为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使得中国的青少年到外国去求学。当然也有外国的学生来中国留学，因为中国的教育也有非常好的学校。教育确实已经进入了市场化、产业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谁的教育办得好谁就有市场，就有竞争力。笔者目睹，东营、广饶的学生向寿光流动，寿光的学生向潍坊流动，今年暑假青岛等外地学校在寿光城大街打出招生广告。中国的学生每年有大量的向国外流动，这不是市场作用在影响着生源市场吗？生源大量外流，这是教育资源的流失。我们学校办不好，没有竞争力，我们的师资、我们的生源就要外流。这是对寿光的损失啊！出于对教育的责任感，对事业的责任感。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 “供销社”曾一度成为社会的一种最好的行业，但市场经济首先冲击的是“供销社”，供销社在改制之时也曾有过痛苦的经历，不想改，改不动。但是市场经济在发展，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以后，对“供销社”是巨大的冲击，以致使“供销社”不得不解体。市场经济，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人民需要市场经济的灵活优质的服务。人民的需要就是市场发展的前景。人民需要优质的教育资源，呼唤优质教育。而我们现行的公办学校确没有或很少这样的教育资源。民办学校应运而生，而且迅速发展，适应了这一需要。一些公办学校，有志有识之士也正在积极地寻求改革，寻求适应这种需要的教育资源，于是出现了一校两制，国有民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等，这些都是民办教育的不同形式体现。教育的发展也必须走向市场化，产业化。这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公办教育不能适应人民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的时候，必然要进行体制改革。必然产生民办教育。当小规模的民办教育不能适应教育的更高要求的时候，教育必然走向集团化，规模化。 3、 公立学校要发展需要引入私立学校这样一个竞争的对手。民办教育的出现得益于社会教育需求的膨胀，正如研究专家袁振国说的那样：“社会教育需求的膨胀比预想的发展速度更快，单一的公立办学体制已经难以满足这种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民间蕴藏的巨大的办学积极性和潜力呼唤一种新的办学形式——民办教育的出现。” 现在家庭的投资列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的家长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民办学校的发展会不会把公立学校冲击？这要受实践的检验。民办学校的兴起对公办学校肯定是一种冲击，这对于人民，对于社会都是一种好事，把办学效益差的学校冲垮，从而涌现出有生命力的，办学效益好的学校，这不是好事吗？公立学校自然也有他的优势，起步早，有多年办学经验，又是政府办的，有政府的投入作为基本保证，教育成本低，收费低，正好满足了家庭收入在中等或中等以下的子女的上学需求。自有它的生存发展优势和市场。公、民办学校正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办学校多一个竞争对手，就多一份活力。如果把学校按办学条件和教学水平分成A B C三个等级，把学生按家庭经济状况和对教育的需求也分成a b c三个类别。那么，目前我市的教育是一种形式的学校存在，即穷国办大教育，所有的学校因为投资的不足而以C的形式出现（即使是建设非常好的学校，内部的投资也是十分不足的）。而a b c 三类家庭子女都进入C级学校就读。a b 类家庭经济条件好，对教育的需求高，他们希望能到A级或B级学校去就读，但是我们没有提供，他们只能挤在C级学校里，或者自谋出路（到国外或外地学校就读）。如果我们能办好A B 级学校（条件好收费较高），正好满足了a b 类家庭的需要， 同时又化解了C级学校生源暴满、投入不足的矛盾。这样C级学校生源少了，政府的投入不变，学校的办学效益就会相对提高，办学条件就会达到B级水平，而收费还会保留在c类程度，满足c类家庭的需要。从而，三个等级的学校，就满足了三个类别的家庭的教育需求，提高整个社会教育的水平。 图示如下：（学校） （家庭） A a B b C c （带箭头的实线表示现在学生的求学去向；带箭头的虚线表示多种形式办学后，增加的学生求学去向；带箭头的双线表示多种形式办学后，学校办学水平的普遍提升。） 4、 公、私立学校的对比来看，5、 民办学校有强大的生命力，6、 公办学校急需从体制上根本性改革。我深感，民办学校的异军突起给教育改革带来了一泉涌动的“活水”，公办学校想摆脱困境，变“死水”为“活水”，需从民办学校身上吸取诸多“营养”，死水尚待波澜惊，公办学校的实质性改革——办学体制的改革，已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民办学校在办学特点上有许多共同点概括讲即：“新”、“特”、“活”、“实”、“严”等。 1、“新”即办学理念新。通过两所学校领导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两所学校都有一些崭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如：“美澳无差生”“为成功做准备”“特苗特育”“特生特教”“使每个学生幸福生活愉快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等都闪烁着素质教育光芒的办学理念，在这些理念指导下各自开创了一条适合民办学校自身发展的有突出特色的办学之路。 2、“特”。两所民办学校在办学上都有独特的地方，具体表现为：独特的人才观：学校不但注重使用人才，而且更加注重人才的再教育和培养，提出了“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用人原则，教师是学校的创业者。独特的教风：学校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句古训确立为教风，使教师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并在日益优化的人文环境中不但吸取人类文明成果，从而形成一种优良的群体作风。独特的学风：美澳提出了学风：“立德，博学，重能，求真”使教育更加注重学生个性发展，重视学生的综合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成为“品德高尚，人格健全，学识渊博，能力卓越的复合型人才。独特的教育目标。两所民办学校立足于时代的高度，针对现行教育中存在忽视个性发展问题，确立了人人成才，个个成功“的教育目标，不仅从客观上明确了办学方向，而且从微观上体现了两所民办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路。 3、“活”。考察两所民办学校，深感民办学校在管理体制上灵活，校长真正具有办学自主权，管理机构的设置，管理人员的聘用，办学经费的投入等，校长都能说了算。（公立学校中，校长连自主选择课本、自主定作业本、自主招聘教师的权力都没有，校长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忙着应付上级的指导检查。）学校内部实行分层管理，校委会下设各学部，（幼儿部、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各部实行学部主任负责制条块清晰，职责分明，政令畅通，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灵活的管理运行机制。 4、“实”。两所民办学校在抓教育教学质量上抓得实，抓得靠。把落实素质教育的着眼点放在了课堂上。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人数限制30人左右。并缩短课时。在学校实施“提优补差”工程，提出了“美奥无差生”的理念，并且组织每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分析。这些措施实实在在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立竿见影之效果，此外学校利用学生在校时间长的优势开设了选修课。学校还探索考试方法的改革，检验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和能力等。 5、“严”。民办学校在教学管理中“严”字当先，对学生实行“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从开学第一天起学校就对学生进行一日常规教育，从起床，整理内务到熄灯就寝都有严格而又具体的要求。学校还经常对学生进行校风校纪教育，并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注意培养学生吃苦精神和坚强意志。 6、“全天候服务，全日制食宿”。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许多事业型家庭，他们急需有一所全寄宿、现代化的学校代替他们做父母的责任，使他们的孩子接受全天候的服务。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正好满足了人们这一需要。而这又是一般的公立学校所办不到的。纵观两所民办学校的发展，民办学校在办学上的优势显而易见，也许正是有着这些优势使得民办教育成为教育教改的一支生力军，势头发展迅猛，实现了规模效应。而公办学校呢？改革发展到今天，恐怕只有公办教育还躺在计划经济的温床上，反观现行公办教育体制，明显地暴露出一些弊端。 1、 公办学校办学经费相对不2、 足。和民办学校相比，民办学校的经济投入和回报是绝大部分公办学校所难以企及的。办公经费不足，工资拖欠，已经成为制约公办学校发展的“瓶颈”。据调查，一个经济欠发达的乡镇要用年收入总额的70％—80％来支付教师工资，教育成为乡镇经济的一个巨大包袱。县直学校的教师工资支出也占县财政相当大的比例。办学经费的不足，制约了公办学校方方面面的发展。公办学校无法做到“待遇留人”，因为在公办学校里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吃大锅饭的习惯，那些在教育教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待遇，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 3、 公办学校办学体制不4、 够灵活。教育管理中最核心的部分——管理机制在公办学校中责、权、利不分。 一所公办学校，校级领导成员的任免权非一校之长所能为。而一线教职工人员的聘任也非是最了解他们的中层领导所能为，这种责权利不能分级负责的体制往往导致用人不当，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有真才实学者，未必得以重用，极大挫伤教职工的积极性。在现在的公办学校里，有为数不少的吃闲饭的人，他们以“教学几十年”的功臣自居，坐吃闲饭，少劳多获，给青年教师造成心理上不平衡。校长对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因为校长没有自主选择教师的权力，只能听命于上级的分派。 5、 公办学校缺少生存竞争的意识，6、 危机意识，7、 功利主义意识强。受功利主义驱使，公办学校在很多方面喜欢做表面文章，“虚假空“的现象，时有发生，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是公办学校虚假的表象之一，一位聪明的校长说：“素质教育喊喊口号而已，是绝对不敢拿升学率这个衡量自己政绩的唯一法码来当儿戏的。”如此之下书山题海，加班加点屡见不鲜，此外，假数字，虚汇报等等也时有发生。公办学校因性质为公，吃大锅饭现象日趋严重，不仅多劳难以多得，严重挫伤积极性，而且部分教职工“高枕无忧”缺少竞争意识和危急意识。

笔者从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比较中认为，公办学校的改革首先要树立起超前的教育教学理念，保持公办学校的服务性、公益性的基础上，强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产业性、市场性。彻底改变公办学校的管理机制、用人机制（某些学校已做出有益尝试，如创办国有民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多种办学形式）做到责权利分明，构建起一个省时、高效、政令畅通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吸收民办学校办学中的有益因素，我想公办学校的这潭沉寂的“死水”会变成为波澜有惊的“活水”汩汩长流。公办学校只有从体制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才能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支撑起中国的教育事业，这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寇祥明）

章丘市创新村级财务管理体制的经验值得借鉴

章丘市创新村级财务管理体制 的经验值得借鉴   长期以来，村级财务管理是诱发群众上访、影响农村稳定和谐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探索农村财务管理的新路子，章丘市自XX年全面推行了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制度，撤销全市908个行政村的会计，在市里设立了“农村集中记账监管中心”，在2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了“农村集中记账服务中心”，建设了覆盖全市的农村经营管理信息系统和图像监控系统，实现了“会计电算化、监控网络化、运行规范化”目标，从而根除了困扰农村稳定的财务管理难题。改革两年来，涉及村级财务问题的集体访、越级访下降80％以上；全市撤销村会计减少村干部职数800多个，每年减轻农民负担650多万元，集体非生产性开支下降30%以上，村级财务管理逐步走上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促进了全市的稳定和谐发展。 一、实行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的缘起 为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章丘市于1993年在全国率先推行了“村账乡管”、“会计委派”等制度，对规范农村财务管理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实践证明这些做法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从源头上堵住农村财务管理的漏洞。一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使一些地方的“村账乡管”只是改变了记账地点，监督多数流于形式。有些账目虽公开，却不详细、不及时，甚至不真实，群众依然信不过。二是由于村会计任免权及工资发放仍掌握在村主要领导手里，乡村领导调整换届，会计人员多随之变动，造成账目缺乏连续性，管理很不规范。特别是当前分散经营条件下，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日趋复杂，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在这些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中，涉及面最广、牵扯群众最多、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农村经济和财务管理问题。据统计，从XX年至XX年三年间，章丘市因农村财务问题而诱发的上访占到信访总量的72%。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原来的村级财务管理体制还不适应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要求，缺乏全面有效的约束机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章丘市委、市政府认为，要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农村财务管理混乱这个难题。为此，他们在试点的基础上，于XX年初开始在全市2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908个行政村实行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制度，积极探索村级财务管理的治本之策。 二、实行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的主要做法 实行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不是对原有制度的修修补补，而是适应农村发展形势，建立农村财务管理长效机制的新探索。章丘市重点抓了以下四个环节： 1、认真做好清账理财工作。 在实行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前，章丘市首先进行了村级财务的清理审核工作。各乡镇组织专门力量，对村集体的现金、存款、债权债务等进行彻底清理核对，经审计、核对无误的，将村级财务移交记账服务中心。对清理工作中发现的各种违规违纪问题，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妥善处理。 2、抓好人员选聘与技术装备。 实行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选配一批高素质的会计人员。章丘市面向社会进行了公开招聘，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首批招聘录用83名会计，并颁发了《农村会计任职资格证书》。为提高工作效率和透明度，章丘市投资600多万元，在市农业局设立了“农村财务集中记账监管中心”，在2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了“农村会计集中记账服务中心”，统一装修了房屋，购置了计算机、打印机、摄像机等现代化设备，通过网络技术对全市农村财务账目及乡镇记账服务中心工作情况进行即时监控，在全国第一家建起了城乡联网的“农村经营管理信息系统”，创出了农村财务信息化管理的新模式。 3、建章立制，规范运作。 为确保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统一制订完善了《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办法》、《农村集中记账中心会计选拔录用标准和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指导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具体工作中坚持做到“三个统一”：一是统一报账时间。各村报账员必须在每月的25日前将集体资金收入全部缴入记账中心的本村现金专户，记账中心会计每月对各村的集体收入资金进行汇总并制作会计报表。各村支出的原始收据，由当事人、村支部书记签字并由村民理财小组审核后，10日前由各村报账员到记账中心集中记账。二是统一财务公开的时间，每月15日各村收支情况要在记账中心和本村的公开栏同时公开，公开内容至少保留15天。三是统一建立村级财务档案室，一村一柜，统一管理村级财务资料。 4、强化监督，确保实效。 章丘市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强化三层监督，确保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取得预期效果。一是群众监督。坚持依法保障村民对村级财务的知情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由村民理财小组对村级财务实施全程监督，确保财务支出的合理合法。村民若对本村账目有疑问，可以随时到记账中心通过电脑查询并提出质疑。二是业务监督。乡镇记账中心和会计人员要经常对村财务进行业务审核，谁审核谁负责，对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三是审计监督。各乡镇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对村级财务进行专项审计，对审计出来的问题，及时通报，督促整改。同时，切实加强对记账中心会计人员和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报账员的管理，严格考核奖惩。凡群众来信来访反映财务管理不当，经查证属实的，对负责该村记账的会计予以辞退。 三、实行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的成效与启示 从两年来的实践看，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作为加强农村财务管理的一种新探索、新机制，其影响和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是规范了农村财务管理工作，减少了村级财务支出 。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后，实行农村会计公职化，中心会计由市里直接选聘、管理、考评、支付报酬，不受政府换届、人员变更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改变了过去村干部对农村会计的直接干预和控制，既增强了村级财务的透明度，又杜绝了村干部乱支乱花现象，使村级财务管理步入规范化轨道。去年以来全市集体非生产性开支减少30%以上。 二是解决了农村“三访”多的问题，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过去村民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村务公开存在失真的问题，农村集体访、越级访和重复访集中反映在农村财务不清上。实行集中记账管理后，村民可以随时到记账中心查账，鼠标一点，村里各项收支去向一目了然，

群众心里亮堂了，疑虑消除了，也就不再写信上访。今年1—4月份，章丘市农村来信来访反映财务管理问题的只占信访总量的2.5%。 三是有效遏止了～现象的产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原来村里想花钱，全凭村支书一句话。村级财务集中管理后，村里的一切财务收支都置于中心会计的监督之下，各村开支必须由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民理财小组三方审核会签盖章才能生效，否则记账中心不予受理，村务开支实现了多方监督、公开透明，这就从源头上铲除了村干部违法违纪现象发生的土壤，增强了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感，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 四是促进了“两委”班子团结，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 。过去有的村班子不团结，大多数是因为两委主要领导之间争权夺利、互相猜疑、互相告状而致。实行集中记账管理后，避免了村支书、村主任暗箱操作，无权可争、无利可夺，减少了村干部之间的磨擦，两委班子互相信任，团结干事，腾出了更多的精力引导群众发展经济，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章丘市的实践证明，农村会计集中记账管理不仅有效堵塞了农村财务管理漏洞，解决了多年来因财务不清引发的诸多矛盾，而且理顺了党群干群关系，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为新形势下实现农村和谐稳定发展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今年我市全部免征农业税，如何加强农村经济和财务管理工作，确保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是当务之急。建议有条件的县区应积极借鉴章丘市的经验做法，切实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促进全市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系列优秀调查报告

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描述了我国中小城市区级政府机构的功能和政权组织机构及其人员的配备状况，提出了撤销中小城市区级建制的建议，并具体列举了有关理由加以论证，对于我国中小城市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城市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在各个层次与方面充分而有序地展开。城市是一个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多重结构组合而成并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系统。城市的特性决定了它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作用。“十三大”对城市改革作出了总体设计，但众多具体步骤还需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及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为配合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我们近两年来对江苏省的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通、盐城、淮阴等七个中小城市区级建制的设置与作用作了一些调查，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幸得到了由苏、浙、沪、闽、赣、鲁、鄂、内蒙等省十多个城市组织的“城区工作探讨会”的大力支持。通过事实调查和资料分析，我们认为中小城市区级建制没有存在的价值，建议撤销，以此作为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一、中小城市区级政府机构功能描述

我们的调查是从区级政府机构的功能人手的，因为功能及其实现是衡量行政组织地位、作用的最佳尺度。某种行政组织的设置必须具备并能发挥一定的功能，而且是其它行政组织不可替代的功能.从我们所调查的七个城市及”城区工作探讨会”十多个城市提供的资料看，区级政府机构的功能基本相同，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五种

1.城市市政管理功能

城市市政管理占区政府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内容主要有：(1)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修，包括街巷里弄道路的翻修，居民公宅的维修、拆迁，公共厕所的修建，下水道的铺设，城市垃圾、粪便的处理等;(2)环境保护，如“三废”的处理，“三害”的防治等;(3)交通、市场管理，包括交通秩序的维护，交通要道违章建筑、堆放物的拆除和清理，市场物价、品种、销售场所的规定与管理等;(4)城市美化，主导工程是绿化，包括开辟绿地，植树栽花，城市雕塑，盆景花坛，园林小景的建造等。

2.城市服务功能

发展城市的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提供优良服务，是城市功能的另一主要方面。各区政府所做工作体现在：(1)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包括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的开办，烈军属照顾、社会救济、残疾人福利、待业人员安置等;(2)教育、科技，卫生及于计化生育工作，包括小学教育、区级医院、卫生站(所)管理，科技交流与协作，科普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落实等;(3)第三产业，包括饮食业、旅馆业、各种维修业务及商业网点的开设，个体户的管理，咨询业等。

3.城市保卫功能

这方面区政府的工作包括：(1)普法宣传、教育;(2)社会秩序维护，治安保卫值勤;(3)以街道里弄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改为主的社会综合治理;(4)民事纠纷的调解;(5)配合公安部门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等。

4.精神文明建设

这虽说不上是一大功能，但确实是目前各区政府着力抓的一项重要工作。包括;(1)形势、政策的宣传;(2)”四有”、“五四三”教育;(3)学英模、学先进，创“三优”活动;(4)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5)群众文体，如兴建群众文化馆所、文体活动中心、图书馆(室)，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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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撤销中小城市区级建制的构想——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系列调查报告

内容提要

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描述了我国中小城市区级政府机构的功能和政权组织机构及其人员的配备状况，提出了撤销中小城市区级建制的建议，并具体列举了有关理由加以论证，对于我国中小城市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城市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在各个层次与方面充分而有序地展开。城市是一个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多重结构组合而成并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系统。城市的特性决定了它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作用。“十三大”对城市改革作出了总体设计，但众多具体步骤还需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及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为配合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我们近两年来对江苏省的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通、盐城、淮阴等七个中小城市区级建制的设置与作用作了一些调查，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幸得到了由苏、浙、沪、闽、赣、鲁、鄂、内蒙等省十多个城市组织的“城区工作探讨会”的大力支持。通过事实调查和资料分析，我们认为中小城市区级建制没有存在的价值，建议撤销，以此作为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一、中小城市区级政府机构功能描述

我们的调查是从区级政府机构的功能人手的，因为功能及其实现是衡量行政组织地位、作用的最佳尺度。某种行政组织的设置必须具备并能发挥一定的功能，而且是其它行政组织不可替代的功能.从我们所调查的七个城市及”城区工作探讨会”十多个城市提供的资料看，区级政府机构的功能基本相同，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五种：

1.城市市政管理功能

城市市政管理占区政府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内容主要有：（1）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修，包括街巷里弄道路的翻修，居民公宅的维修、拆迁，公共厕所的修建，下水道的铺设，城市垃圾、粪便的处理等；（2）环境保护，如“三废”的处理，“三害”的防治等；（3）交通、市场管理，包括交通秩序的维护，交通要道违章建筑、堆放物的拆除和清理，市场物价、品种、销售场所的规定与管理等；（4）城市美化，主导工程是绿化，包括开辟绿地，植树栽花，城市雕塑，盆景花坛，园林小景的建造等。

2.城市服务功能

发展城市的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提供优良服务，是城市功能的另一主要方面。各区政府所做工作体现在：（1）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包括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的开办，烈军属照顾、社会救济、残疾人福利、待业人员安置等；（2）教育、科技，卫生及于计化生育工作，包括小学教育、区级医院、卫生站（所）管理，科技交流与协作，科普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落实等；（3）第三产业，包括饮食业、旅馆业、各种维修业务及商业网点的开设，个体户的管理，咨询业等。

3.城市保卫功能

这方面区政府的工作包括：（1）普法宣传、教育；（2）社会秩序维护，治安保卫值勤；（3）以街道里弄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改为主的社会综合治理；（4）民事纠纷的调解；（5）配合公安部门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等。

4.精神文明建设

这虽说不上是一大功能，但确实是目前各区政府着力抓的一项重要工作。包括；（1）形势、政策的宣传；（2）”四有”、“五四三”教育；（3）学英模、学先进，创“三优”活动；（4）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5）群众文体，如兴建群众文化馆所、文体活动中心、图书馆（室），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等。

5.经济管理功能

自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工作成了城市工作的中心内容。从调查情况看，所有城市的区政府都一分重视经济活动，通常由政府中一名主要负责人管理经济。各区皆有自己所属的区、街工业，年总产值一般达千万元以上，高的上亿元。区政府对所属城区的管理和服务，很大程度上依赖区属工业的发展。

二、中小城市区级政权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配备状况

区级建制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相互关系状况是我们调查的另一大目标。调查表明，区级政权组织机构构成及人员配备有如下特点。

1.麻雀虽小，五脏惧全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除县级市外，市可设区，作为一级国家政权是国家机构的基层组织。因此，区相当于县级机构（县级市与直辖市除外），党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协委员会四套班子齐全，加上各种群众性政治组织机构，总计四五十之多。

2.上下对应，机构庞杂

由于长期形成的机构组织上下一一对应的惯例，使得区政府政权组织各类机构繁多。党委系统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科协、人武部、退委会、退休科协等机构。群众团体有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区政府最为庞大，有区政府办公室、财务科、民政局、工业局、城建局、文教科、卫生局，劳资科、人事科、商业局、工商分局、司法科、公安分局、老干部科、环保局、房管局、房屋建筑办公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职工教育办公室、体委等，有的区还设有计经委、协作办、体改办和众多临时性机构（配有正式编制），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老龄工作委员会、绿化领导小组、拆迁办公室等十多个。

3.工作人员超编

各区的正式编制一般都在150－200人之间（少数厦高达200人以上）。但由于各种临时性机构林立以及人浮于事，互相扯皮现象严重，每个区都从街道委员会、区瞩企业中抽调若干以工代干性质的临时工作人员，这类人数量很大，约占全部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使得区级机关十分庞大。

三、撤销中小城市区级建制的理由

首先，界定一下中小城市的概念，理论标准是50万人口以下称中小城市。但从城市总的情况看， 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与100万人口以下城市在其运行、管理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100万以下则无明显差别，故以100万为界划分大中城市比较符合现实。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小城市，即揩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

问题的提出始于对区级建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的怀疑，最初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中小城市既具有人口密集，工业集中，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发达等城市特征，但交通、住房等社会问题不如大城市突出，规模也相对小得多。中小城市机构设置与行政管理有何特点，以往极少注意，谈到城市无论大小部一样，这从理论上讲不太科学。有的中小城市仅相当于大城市的一个区，甚至无论地域还是人口都不如大城市的一个区，是否也要象大城市那样划分若干个小城区？第二，已有一些城市进行了改革，把原来三个区或四个区合并成两个区甚至一个区，不仅不影响城市的管理，而且有利于城市整体协调与功能发挥。有些小城市，人口仅二、三十万，又不辖郊县，也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城区”，增加一个层次，实无必要。第三，很多区领导和工作人员抱怨手中无权，于工作别扭，认为市领导不肯放权，对区的工作不重视。我们走访的许多市领导的意识中似乎并不存在区，除了召开人大、政协会议或党代会外，市政领导与区的联系很少，而与各部委办、主管局之间的关系则十分密切，矛盾症结何在？带着上述问题，我们对区的结构一功能进行了深刻分析，发现了弟四点理由，也是最根本、最关键的理由：区级政权组织作为国家政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具备属于自身的独立功能。目前区政权组织所做的工作只是城市功能的不正常或畸形表现。

现代城市政府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管理，有人说是服务，其实并不矛盾，在一种意义上是管理，另一种意义上就是服务。究其实质，城市政府的作用就是＊过有效的管理达到为居民创造一个优美、舒适的工作、学习、生活的环境这样一个服务目的。但是，如果粗略划分，两者还是可以区别的，并且，这种区分对城市机构的设置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据此，我们将前文所描述的区政府功能作了一些有意义的调整，类归为管理和服务两大部分。

上表左边是目前区政府履行的主要职能.共五大部分，右边则是我们依据行政管理原理对中小城市总体功能的分类。一经综合调整，就比较清楚地看出，右边第一大类即管理功能，基本属于国家行政事务管理活动范围，是需要国家行政推行或干预的直接性国家行政事务。这类功能虽然区政府有所体现，但科学意义上应由市政府具备，因为城市是一个相对集中的整体，无论是城市的发展规划或模式设计，还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行政事务的管理，都具有严密的系统性，需要总体考虑。尤其是城市总体规划，是城市为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而日益重视和必须具备的重大功能。人为划分成不同的区，造成不必要的条块分割，严重影响城市总体功能的实现，区对上述各种功能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或者是部分的因而也是畸形的实现。如区政府履行城市市政管理功能维修公用基础设施时，仅负责本区范围内各街巷里弄小道的翻修，拓建，所有交通干道、支线都归城建、市政工程部门管：又如文教系统中，所有中学、中专、职校、干校等全由市政府管理，只有小学由区政府负责。完全是人为因素破坏了教育管理的系统性。最典型的是经济管理，区名义上执行这一功能，但实际上只拥有数量极少的区属企业（街道工厂实行间接管理）。规模稍大，经济效益稍好的企业全由市里收管。即使是数量极少的这部分区属企业，也不应由区政府按现在的方法管理。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区领导都介绍了他们是如何抓经济的，把这看作是工作中心转移的标志，这是一种误解，当然，也是现行管理体制的弊端所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区政府如何创造条件，为经济活动提供优质服务，而不是众多领导围着几个小厂团团转。象上述区政府功能的畸形化几乎在各项管理中都存在。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一个长期以来尤其是机构改革以来争论不休的对区级政权是否要放权的问题。区级政权组织一直抱怨自己作为一级国家政权，权力得不到保障，不仅不是一级财政，而且各方面都无相对独立的权力，于是纷纷要求市里给予放权，有些城市确实这么做了。但是，我们认为，这里不存在是否放权的问题，打破既成事实造成的传统观念，我们就可发现，上表右侧第一类管理功能部分的权不仅不能下放给区，而且要从区里全部收回到市，即管理功能上交。

上表右侧第二大类是服务功能，这部分内容属于社会性具体事务。过去我们很少把行政事务与社会事务加以区别，结果一切由国家行政系统包办代替，不仅违反了社会事务管理活动的规律，而且是造成国家行政机构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科学行政管理原则要求国家行政活动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把属于社会事务性活动交还社会，实现社会自我管理。

此文篇幅有限，对这一问题不作理论上的详细分析。从调查情况看，服务功能类的活动，虽然名义上属于区政府，却都是由街道、居委会具体实施的。例如服务类第一种功能一社会公共福利，绝大多数是街道居委会承担的。象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各城市一直交由街道管理（市立机关、单位托儿所不在其列，然而这正是需要改革的。各机关、单位应将此类事务全部交由社会办理，集中精力抓本职工作）。而计划生育工作，民事纠纷调解，形势、政策、法制宣传，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等则完全是街道居委会所为。即是说，第二类功能本来就不是区政府履行的，应该全部下放给街道、居委会，这从行政管理规律上来讲也是科学的。所以我们主张：服务功能下放。

经过科学分解，区政府功能一部分上交给市，一部分下放给街道居委会，本身因此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四、撤销中小城市区级建制的优点

以上分析，使得撤销中小城市区级建制的优势显而易见。

首先，有利于城市的总体设计和功能发挥。撤消了区，消除了人为的块块分割，使城市成为一个整体，不仅减少了区与区之间的矛盾，还为市政府对城市管理与发展制定总体规划、统盘考虑提供了可能，有利于城市功能的高效发挥。

其次，有利于行政机构的精干合理。区级政权组织原本就存在众多弊端，表现在机构重叠、职责不分，从而引起互相扯皮、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如环保局、爱卫会、“五四三”办公室等部门职责权限无法划清；又如房管局、城建局、房屋建筑办公室、拆迁办公室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处理；还有老干部局与老龄工作委员会、科协与退休科协及科技同等扯皮机构，根本谈不上科学性、合理性、撤销区级建制，可望从根本上铲除弊端。

再次，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系统的层次划分要合理，在任何情况下越少越好，不仅是减少了机构和人员，更重要的是加快信息传递，降低由于层次转换所产生的信息误差，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撤销可有可无的区级建制，正符合这一原则。

又次，还可减少行政人员过巨，节约行政经费。根据1984年资料，我国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就有281个，如果按50万人至100万人口的城市平均设4个区， 20万至50万人口的城市设2个区， 20万以下平均设1个区，仅1984年全国就有450至500个区。若按每个区正式在编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相加250人计算，共有行政人员11～12万之多。假设其中三分之一被充实到市或街道居委会，还可减员7～8万，这是一个保守的但已非常可观的数字。

最后，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人民自治原则。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性内容是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点已由宪法规定，但具体实现方式并未完全解决。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说就是一个政治民主化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可能范围内采用自我管理的自治方式更直接地体现民主原则.取消区级建制后，相当一部分功能转交给人民自治组织的街道居委会（街道虽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实质上已转化为人民自治组织的领导协调机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直接体现了人民自治原则，而且通过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过程，锻炼了人民群众的自治能力，培养了民主精神，增强了民主意识，提高了行使民主权利的自觉性和主人公的责任感。

五、具体办法与措施

综合各方情况，特别是许多市、区实际部门工作同志的意见，我们对撤销区级建制后的城市机构设置及人员安排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1.在市府设立城区工作委员会。区撤销后，一部分功能上交给市，市府可通过设立城区工作委员会来承担。城区工作委员会与目前机构改革相适应，成为市府直接领导下的部委办机构，将城建局、环保局、城市规划办公室、市政工程公司、房地产局等各履行城市建设、管理功能的部门统一归口领导。由于上述机构各市原先都已设置，不必增加很多编制或设立新机构。需要说明的是，设立城区工作委员会只是那些实行市管县新体制的城市才有必要，未实行市管县体制或无郊县的市由于市政府工作仅面向城市本身，则可不必设立这样的机构。

2.强化街道居委会组织。服务类功能下放后，现有的街道居委会就不太适应了，需要强化。街道办事处目前是由少数区政府在编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一些靠事业、企业经费开支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组成，居委会则纯粹是群众自治组织。我们所说的强化主要是指街道办事处，一般每个区统属4～5个街道办事处，全市平均也不过数十个，可作为城区工作委员会派出机构直接归其领导，从管理幅度看也不为宽。街道办事处可比现在规模扩大三分之一至一倍，以保证区下放功能的履行。居委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在国家管理实施中起着不司“替代的重要作用。区级建制取消后，居委会将更为重要，需加强居委会地位、作用的研究探索，改革、充实、完善这一群众自治组织，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

3.处理好区级政权组织工作人员去向。随着区级建制的撤销，人员的安置将是一大难题。根据测算分析，可作如下安排：（1）三分之一左右充实到市府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以加强力量；（2）三分之一到企业和经济实体，尤其是第三产业中担任管理工作，或直接到生产第一线：（3）剩下的三分之一，一部分到龄的老同志按国家规定和党的政策办理离退休手续，一部分去各级党校、干校学习和培训，还有一部分临时抽调借用的一律回原工作单位。当然，人员安置过程中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减少阻力，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最后说明两点，（1）可结合城市试点改革及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颁布实施，选择条件较好的中等城市先行试验，待取得成功后再逐步推广，（2）我们所调查的仅是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至于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是否也可“如法炮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

完善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调研

加强组织监督管理，重在激活党员干部的“自制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了关于完善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调研报告，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根据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通知要求，我镇就《建立、完善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问题研究》这一调研课题开展调研，现将有关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建立、完善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

工作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从近年来查办的贪腐案件可以看出，贪腐已严重侵害党的肌体，促使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如若不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工作，从源头上预防贪腐，杜绝职务犯罪，后果将不堪设想。构建干部监督机制完善干部监督管理工作在预防和解决贪腐问题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一、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工作是事关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监督是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种机制，如果没有监督，权力就会绝对化，而绝对化的权力必将走向贪腐。纵观近年来查处的犯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权为私用、滥用权力所导致的不正当竞争，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对经济建设危害极大。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党的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深刻认识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扎实认真做好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工作。

二、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工作是关心、爱护干部的有效措施，是对干部负责的一种具体表现。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一些干部更容易被人利用，迷失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工作，发现干部有缺点毛病，及时提醒、帮助、批评，防止由小过铸成大错，从而保证干部的健康成长。由此可见，监督是对干部的关心、爱护，更是一种责任。建立科学、有效、约束力强的干部监督管理工作机制是促使干部廉洁自律、克已奉公的重要保证。

三、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工作是促使镇级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干部队伍的好与坏与镇级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而行之有效的干部监督机制必能管理出一支高素质、高效能的干部队伍，进而带领一方百姓富裕，促使一方经济发展。

当前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监督的制度不健全。虽然在干部监督方面已制定了不少制度，但仍存在着缺陷，有时难以进行有效监督。监督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健全，突出制定一些监督性强、效率高的制度。如干部离任审计责任追究制、干部年度收支及财产情况报告制、直系亲属从业情况报告制等。有的时候监督虽有制度保证，但执行上不力，只局限于走走过场，如干部离任审计制等。

二是监督的责任主体不明确。目前主要依赖组织、纪检、信访和社会舆论来对干部实施监督，监督的责任主体既不明也不够宽，容易导致监督不力，监督工作落实不到位。所以我们还要从教育入手，鼓励同级班子成员来相互监督，操作上班子成员可采取匿名反映情况的方式。同时，平时针对于多数人对某些干部的传言猜测，组织部门都要认真对待，坚持有疑点就要查，做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实将情况查清、查实。

三是监督的重点不清楚。主要表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软弱无力。“一把手”对其余干部的影响及表率作用是巨大的，如果疏于对“一把手”的监督，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一把手”的自身素质，“一把手”好则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监督班子成员和下级的“一把手”，切实带出一个勤政廉政、团结有力的好班子，不好则表率作用发挥不力，势必影响其他成员对自身要求不严。所以说监督的重点应放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上，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各项措施实施到位。

新形势下建立、完善干部监督管理

体制机制应把握的几个方面

如何建立、完善干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用制度来规范干部的从政行为，增强他们的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减少职务犯罪，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面对不断出现的职务犯罪，我们必须着眼于抓机制，求实效，努力把监督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干部用权的各个环节中去。

一、坚持关口前移，狠抓教育防范。

加强组织监督管理，重在激活党员干部的“自制力”。在实施监督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教育先行，重视思想教育，通过正面引导、反面警示、全面教育，用大量鲜活的事例，推动干部经常“xi脑”反思，促使他们从思想深处真正解决谁让掌权、为谁掌权和怎样掌权的问题，增强自身免疫力，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并始终坚持事前监督、预防为主，寓干部监督于干部培养教育之中，常抓干部的预警教育，做到常敲警钟、常提醒。一是强化组织监督的主动意识;二是营造班子内部互相监督的健康意识;三是提高干部自我监督的自觉意识。

二、建立健全制度，突出重点监管。

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包括对干部的培养教育、选拔任用以及干部监督管理工作，涉及的环节多、范围广。因此，要把各项工作都落到实处，首先要加强干部监督工作的制度建设，强化干部监督的责任，使干部处于有效监督之下。在现有的民主集中制、班子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干部谈话诫免制、干部离任审计制等制度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干部离任审计追究制、干部收入及财产情况报告制、直系亲属从业情况报告制等制度约束和教育干部。其次，要突出重点，抓好重要岗位、掌握人才物等经济大权的部门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患于未然。尤其要抓好对“一把手”的监督。要在对干部全面监督的基础上，确定重点监督对象、重要教育对象、重点培养对象，研究制定强化监督的措施和办法，规范和约束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行为。防止和纠正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将监督、教育与培养融为一体，使“一把手”等重要岗位上的干部能够在一个处处受到纪律的约束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三、完善监督网络，实施全程监督。

把党内监督作为全程监督管理的关键环节。全程式监督管理必须坚持逐级负责，形成多层次监督，督促引导干部管好自己，又管好下级，既抓工作指标落实，又抓思想作风建设。在抓好对下级监督的同时，注重发挥下级对上级、同级对同级的监督作用，形成多角度监督。同时要组织人民群众对干部进行直接监督，让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思想作风状况、权力行为进行面对面评议。并拓宽渠道，多途径开展间接监督：一是健全信访举报制度，设置举报专用信箱、电话、接待室，动员各方面监督力量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举报、揭发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二是充分利用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对一些不良行为和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以强大的社会舆论声势，警醒当事人，教育其他人。三是发动同级班子相互监督。

四、加强实绩考核，实行监督奖惩。

责和权相统一，奖和惩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要坚持岗位职责与目标管理相一致，实绩考核与监督奖惩相挂钩，充分发挥监督奖惩的导向作用，积极为全镇干部营造能干事、想干事、干成事的良好环境。

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的探索与创新

探索中创新 创新中发展

风景名胜区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以风景名胜资源的科学教育价值、观赏游览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的富集度的设立的一个特殊区域。这个区域具有独特性、公益性、生态环境性、展示性和传世性。如何处理好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合理利用，并促进该区域内生产、生活的企事业单位与原著居民的协调发展，践行好风景名胜区“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工作方针，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四面山，通过近二十年的探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之路。

一、 历史的回顾

（一）起步阶段（1985年8月——1998年1月）。

四面山风景名胜区是1994年元月，由批准设立的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早在1985年，当时的江津县委、县府～远瞩，在四面山林区实行封刀禁伐，同时提出“保护、利用、开发、管理”八字发展方针，为后来的四面山风景名胜区设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7年，四面山管理委员会成立，为设立风景名胜区和开发旅游产业，建立区级镇做了前期准备；1988年，撤销头道河乡（区辖乡），设四面山镇（区级镇），肩负起风景名胜区管理、发展旅游和农村经济的多重任务。

然而，四面山起步之初，管理经营上涉及有四面山镇政府、农业、水利、旅游、四面山森林经营所、四面山采育场等多个单位和部门。管理政出多门、职权交叉重叠，管理体制非常“混乱”。

（二）发展阶段（1998年2月——XX年5月）。

1998年，江津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决定》，实施“旅游驱动”战略。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

（三）规范阶段（XX年6月至XX年7月）。

XX年6月1日，江津撤消四面山镇，设立市政府直属正局级单位――四面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风管委）。风管委主任同时兼任市旅游局局长、市旅委会办公室主任；同年8月，江津撤销原来隶属林业局管辖的四面山林区采育场和森林经营所，设立四面山森林资源管理局，隶属风管委管辖的副局级事业管理机构，其局长由四面山风管委一名副主任兼任。负责景区森林管护、森林防火等管理工作，市林业局只对其进行业务指导。

（四）创新阶段（XX年8月至今）。

XX年初，江津市委十一届六次全委会提出了建设“两地一中心”的宏伟目标，把建设四面风景名胜区和旅游胜地作为江津市“两地一中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加大以四面山、中山古镇为主的风景资源保护性利用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 8月，将原四面山管委会改为市政府正局级特设机构，由市委副书记兼任书记。风管委专门设立了赋予政府职能，专职从事景区执法，整治旅游秩序、规范旅游市场，有16人的风景区综合执法大队和在规划的指导下，全面负责景区产品的包装、策划、宣传、促销的旅游发展科。切实做到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加快发展与永续利用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责、权、利相统一，人、财、物相匹配，规划、建设、管理相衔接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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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不同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等，促使城市居民逐步突破了传统单位体制的局限与束缚，开始寻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改革思路要求政府和企业将大量的社会和服务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会或者市场来承担。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已成为时代之需。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管理中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对大城市的区级建制进行合并重组，形成市、区两级政府。区之下的基层管理体制在1954年之前有三种类型：一是设街道人民政府，如武汉、大连；二是设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如上海、天津；三是不专设机构，只在公安派出所内设民政干事，承担领导居民的有关工作，如北京、重庆。街之下均不设政府组织，由居民在政府指导下自行组织居民委员会、防护组、防盗组或者居民组等[1]（P188－192）。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统一规定：十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应当设立街道办事处；十万人以下五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也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派出机关。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每一百户至六百户设一个居委会，由各居民小组推选的委员7－17人组成。企业职工居住集中的住宅区或者较大的集体宿舍，可以设立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委会的工作。这样，街居两级组织的名称、性质、任务和机构设置实现了全国统一。自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正式进入国家政治制度的视野。

从封建社会的“什伍”制、“邻保”制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都是以对居民个人的控制为基础。街、居体制建立的初衷也秉承了这一思路。1953年6月8日彭真在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我们现在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同时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即使在现在工业较发达的城市中，仍有很多不属于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这种人口在有的城市中，甚至多至百分之六十以上。为了把街道居民逐步加以组织并逐渐使之就业或转业，为了减轻现在区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在很多城市中除建立居民委员会外，还需要设立市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我们的意见是设立街道办事处。[2]（P241）”这就是说，国家通过机关、学校、企业等行政化色彩浓厚、功能无限放大的“单位”实现了对体制内居民的控制，还需要设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管理那些没有正式“单位”的体制外的城市居民。因此，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事实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包括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在内的党政单位、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等。它吸纳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组织形式。二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他们的管理对象是极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市区政府无法透过“单位”与这类居民发生关系，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作用就可以发挥了。可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单位”在整合城市社会、行使城市管理职能上发挥的是主体作用，街居组织只是必要的辅助和补充[3]（P121－124）。

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街道和居委会的权力很小，功能有限。除了国家主要通过“单位”传达各类城市管理信息，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资源分配，街居自身处于边缘性地位外，区政府各类职能部门还在街道设立了相应的对口单位实行所谓的“条条”管理，于是“区政府政策实施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然后再由各局传达到街道各所，街道办事处只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宣传和动员，以及随同税务人员和工商人员进行检查等。[4]”尽管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街居组织的职能有所扩张，机构也不断膨胀，功能的虚拟性有所改观[5]（P29－34），但其边缘性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创办托儿所（幼儿园）、副食品经营网点、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有限度的社会保障等，也都是以为“单位”外居民提供服务为主，并不侵入传统的“单位”内居民原有的利益圈。二是“单位”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和服务职能，起到了“把市民组织起来”的作用，压缩了社会权力的存在空间。在“低工资、高就业率”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为居民及其家属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服务。源于军事供给制的“单位”制度承担的不仅是经济职能，更多的是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后勤服务等职能，这种复合功能特征使它具备了超强的动员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把街居组织的城市管理职能压缩在数量极少的无单位居民范围内。三是造成居民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区域分离。对单位体制内的城市居民来说，“单位”就是其福利共同体，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负责为其分配工资、福利及各种政治、社会资源，大到就业、升迁，小到结婚、吵架，“有事找单位”，与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没有太多关系。街居组织由于无法介入居民生活，不可能有效实施社会管理①。四是强化了居民的身份特征。在“单位”与街居组织的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市居民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有单位的可以根据单位性质享受相应的政治、福利和社会待遇，没有单位的则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由于个人在单位中的不同序列及单位在整个单位体系中的不同序列，使得具有不同单位身份的居民拥有不同的社会感受。单位的封闭性特征则使单位外人员很难有机会流入单位内，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成员流动也大都借助“关系”等非正式资源。

19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个体私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城市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的转型对传统的二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挑战。一是“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迅速转化。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弱化了“单位”对职工的约束力，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大量“单位人”开始向单位外流失。过去，“单位”可以决定职工的政治、福利甚至社会待遇。现在除工作外，职工需要向“单位”寻求帮助的内容越来越少，职工越来越多的个人隐私可以不必在“单位”内坦承。另外，大批国有企业的破产或准破产以及职工“下岗”也迫使“单位人”丧失单位依托，迅速转化为“社会人”。二是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除传统的行政事业单位外，出现了大量不具备“单位”体制特征的组织。比如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民办非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据1999年的统计，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吸纳了8300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6]。三是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由于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打破，城市居民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开始涌入城市，使得城市流动人口空前增加。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市的流动人口都达到上百万人。流动人口显然无法纳入“单位”体制中管理。四是“单位”职能开始向社会转移。单位办社会的后果是制造了大量的后勤服务人员，工作效率奇低。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高校后勤管理改革以及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等的目标就是把“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转移出来，使“单位”只从事自己的本业，其余的交由社会来办理。“单位”的服务功能、福利功能、保障功能以及政治宣传功能正在弱化，居民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正在向纯粹的雇佣关系发展。五是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就业及弥补财政的不足，街居创办了大量经营性组织，其经济职能迅速膨胀，街办经济、居办经济发展迅速。城建、市容、社会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社会救济金发放、再就业培训等过去闻所未闻的工作统统压向街居。“街居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就是最形象的描述。六是居民的社区参与要求愈来愈强烈。包括福利分房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密切了居民与居住地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去没有人关心的治安、绿化、卫生、违章建筑等成了居民们人人心系之的头等大事，促使他们越来越关注并渴望参与街居组织的决策过程。上述六个方面的变革表明，“单位”制度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在走向衰落，其整合社会的组织功能不仅日益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走向瓦解。因此，以“单位”组织为主体，以街居组织为辅助的城市二元基层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新形势，进行相应的变革。

二

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从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项目的需要出发，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对社区服务的内涵作了定义，明确了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1991年5月31日，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谈到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推进社区建设的要求。1992年10月，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这样，以开展社区建设为标志，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逐步深入，城市基层基础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如前所述，附着在“单位”身上的政治、社会、教育、保障等功能迅速剥离，单位组织的整合作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先后开展了社区建设试点工作。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自此，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入全面转型时期。

上海市在探索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方面起步较早，1995年就开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试点，以街道为核心推动社区建设，通过调整“条块”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下放管理权限，促进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7]（P28－36）。沈阳市则从构建新型社区组织体系入手，按照有利于实施管理、有利于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将全市2700多个居委会调整为1277个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社区居民委员会。1999年1月，民政部发布《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各城区中选定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进行全面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验，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发展。目前，大部分城市的社区规模调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已逐步建立健全，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已初步形成。

从近些年来各地开展社区建设的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从单位主导型向街居社区主导型转变，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弱化单位的复合功能。主要是指国有经营性单位和国家财政供养单位继续分离办社会的职能，逐步与所办的幼儿园、食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性机构脱钩，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把单位的后勤保障逐步推向社会，实行市场化管理。二是通过简政放权，强化街居职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区政府的授权，街道办事处享有或者扩张了综合协调权、执法权、处置权、监督检查权等，从而能够行使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对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便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街区建设等进行有效的管理。武汉市江汉区按照费随事转、财随责走，责、权、利相配套的原则，把职权和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使社区居委会有职、有权、有钱。三是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这是新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组织基础。对原来的居委会按照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等原则进行重组，以适应功能扩张、人口居住密集度增加以及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客观情况。调整后的社区居委会规模一般在1000户至3000户之间。原来从属于各单位的家委会也一并转制为社区居委会。四是加大居民社区参与力度。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是社区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证。目前的居民社区参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参与渠道有所拓宽，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除了三年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外，日常议事和决策的参与制度也有所完善。北京、上海等地都开展了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的试点工作，并准备大面积推广。沈阳、武汉等地在社区内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社区内的重要事项。居民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决策中来。

向街居社区主导型体制转型反映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新理念，对于当代城市基层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体制关注的不是基于行政区域划分后的控制，而是对人的关怀，强调的是与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日常事务。从管理目的来说，由过去的控制向服务转变。单位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固化了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强调资源在单位内部的相对公平的分配。通过政府－单位－资源分配－职工实现城市管理的目标。社区体制则以服务为核心，强调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努力为社区居民营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人文居住环境，并不关注居民流动或其工作单位的变更。实现城市管理的链条是政府－社区－居民。从管理形式来说，由过去行政命令式的统治向强调居民参与的治理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社区体制则强调透明、回应与参与，要求社区事务的处理、各项措施的制定、实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从而拓宽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对话渠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方式。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导向下放权力是街居社区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海、北京等地都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下放部分管理权，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多的权限[8]，街道也同样向社区居委会下放权力。政府权力的回缩为社区组织的发展释放了更多的权力空间，不仅为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等法定性社区组织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促进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晨练队、法制宣传队、秧歌队等非法定社区组织的发展。街居社区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社区不总是为了“管”居民，居民也不再“躲”社区。社区成了居民实现利益诉求的必备通道，居民愿意为社区发展出策献力。当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生活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社区，能够通过参与各种法定性或非法定性社区组织的活动，对社区事务的处理“说三道四”，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受单位的束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为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打下了基础。

三

推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性工作是开展社区建设。尽管目前全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可喜局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单位体制在城市基层管理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基本态势。许多城市开展的社区建设尚处于示范和总结阶段。总体上说，目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处于初始阶段，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人们经济收入及福利分配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最具活力的社会成员仍然集中于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5]（P199）。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体制正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街居社区体制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正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

社区主导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主张合作、参与、效率、共享，符合当代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念。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以善治为目标。“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9]（P326）”这一体制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区事务交由社区自己管理，强调居民与政府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将“善治”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10]。对照善治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性六个基本要素[11]，可以发现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一，行政化倾向诱发了社区管理机构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合法性是指被社区居民内心所体认并服从的权威和秩序，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居委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按照街道办事处的指令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并没有被居民体认为“自己的组织”。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社区管理机构多数由户代表象征性选举产生，即使是在直接选举的地方，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功能上与过去的居委会没有实质性差别，主要工作仍然是承办“上级”部署的任务，工作人员的薪酬亦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在社区管理机构看来，政府是老板，社区居民是管理对象。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表达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第二，居民参与不充分导致居民与社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出现断裂。社区是居民生活的环境依托，只有居民知道社区真正需要什么。社区管理机构如果不了解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就会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所以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必须容纳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建立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协调的、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居民参与普遍不足，参与机制很不完善。一方面，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缺乏足够的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另一方面，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是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就召集居民来开会、布置、传达，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了要求，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赶快组织居民。即便是在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或规定作支撑，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第三，法律滞后模糊了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界线。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社区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法律没有清楚地划定社区组织、居民之间的权利界线，就容易引发争议，造成管理的低效率。如果法律的规定得不到遵守，也同样不可能实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前者制定于1954年，后者于1990年颁布实施。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两部法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对居委会结构、功能、范围、组织、产生等方面的规定就与当前社区建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也可以说已经突破了法律所调控的范围。关于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街道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将居委会“改造”为自己的“派出机关”，形成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等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效、协调的社区管理机制的形成。

第四，职能转变不到位妨碍了社区管理的成效。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如果居民没有足够的权力参与社区的选举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就不可能热心于社区事务，所谓的善治也就丧失了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功能模糊不清。有些方面越位，包揽了过多的应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职能；有些方面又缺位，对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工作团体的培育、指导不力，对介入社区发展的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性投入”不足[12]。另外，还存在着职权不足的问题。虽然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也都按照重心下移、费随事转的原则开展了简政放权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条条上的实权部门并不情愿将权力下放给街道，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基层管理新格局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由于职能转变不到位、责权利不对等，街道的管理尽管门类齐全，但效率并不高。街道对社区权力的制度性侵蚀，又削弱了居委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阻碍了社区自治的正常发展。

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是构筑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各地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社区立法进程。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尽快制定《物业管理条例》、《社区服务办法》等一系列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居委会组织法》应吸收近些年来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使之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

二是深化街道体制改革。重点是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认真转变职能，进一步理清与区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之间不同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要努力完善自身职能，依据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管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深化“服务”入手，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并从制度上约束街道的“创收”冲动，使其专致于指导、监督和资金、政策上的引导。尤其要彻底摈除街道随意向居委会下派任务的制度根源，使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落到实处。

三是推动居民利益社区化。以街居社区整合城市居民的关键在于居民利益社区化。当社区与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时，居民的生活重心自然就会转向社区。因此应当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愿望。从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社区建设本身就是居民利益社区化的重要表征，只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显不足。由于“单位”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许多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仍然非常紧密，这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降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之外的其它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

四是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平台。参与冲动的强弱受制于社区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和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在城市，由于工作单位不同，居民们尽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彼此却大都不认识。人文环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此必须努力构建适宜的参与平台，使居民的参与冲动能够有机会释放出来。构建居民社区参与平台应以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法定性平台为主，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秧歌队等非法性平台为辅。

五是促进社区自治制度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社区自治应走制度化之路，逐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使社区居民切实享有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要依法选举社区自治组织，逐步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其次要规范居民日常议事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议事规则；再次要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监督。

六是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基层社区的需求也逐步向多元化迈进。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社区需求。因此，应将社区工作者及相关的社区专业工作，纳入正规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同时要加强社区工作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和岗前培训，尽快造就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调查报告

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一、现状：成效比较明显

全区劳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农村第一经济”目标，突出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农民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我区始终把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环节来抓，，依托各类培训资源，全区对15080名农民进行了引导性培训，比上年增加50%;对6765名农民实施了职业技能中期和短期培训，将1939名新增劳动力纳入中等职业教育。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全区共对2.6万农民工实施了技能培训，占已转移总数的22%，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1.36万人，占培训人数的52%。

(二)劳务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区实现劳动力转移11.92万人，比上年增加2.8%，劳务总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加7.7%，农民工人均劳务收入4698元，比上年增加216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29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8%，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较快。全区农民工返乡创业2620人，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230人，个体经营1052人，从事蔬菜、中药材、茶叶、水产等种养殖338人。

二、问题：成为影响因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四)转移渠道单一，组织有序劳务输出面临较大困难。目前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主要依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序输出比重较小，没有形成市场主体，中介培育力度不大，难以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尽管每年有关部门都要联合举办1-2次企业用工招聘会，但成功率并不很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对有序劳务输出的用工单位缺乏了解和信任，他们仍选择“亲带戚、邻带里、师带徒、父带子”等自发转移方式。二是输出后的工资收入与农民自身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收入较低的工作不愿做，工资高的工种自身技能又达不到岗位要求，造成了部分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而外出务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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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我县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体制的思考

三、建立完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的必要性

(一)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是推动我县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管理与监督体制，有利于强化对各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实现建设工程、国有土地、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及其他资产营运在阳光下进行，进一步优化投资发展环境，争取项目和资金，促进经营城镇工作。

（二）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是解决部门各自为政，建立科学有效监管体系的需要。在目前分散管理的体制下，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相互扯皮、各自为政、互不通气、资源浪费等问题，既形不成合力，又影响政府形象。改革现行管理与监督体制，建立统一管理与监督机构，有利于创新监管机制，凝聚合力，形成统管机构统一指导、协调。

（三）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需要。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归并集中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形成统一的有形市场，是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的具体行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一直是腐败的易发、多发领域。建立统一管理与监督机构，能够实现立项授予权、工程发包权和监督执法权的分离，有利于加大查处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有利于推进我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强化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实现资源共享和市场化配置。建立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有利于创新政府管理体制，落实我县反腐倡廉防范体系，从体制机制上预防和惩治腐败，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有利于建设“信用”，以制度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以监督管理保障和促进社会信用，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环境，吸引市场投资，保持市场活力。

（四）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是规范当前频繁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需要。从宏观层面来看，县（市）级基层是政府投资项目主要投资主体和实施主体。目前我国每年政府投资达4000亿元左右，其中市、县地方财政投资2600亿元左右，占政府投资额65%左右。从我县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工程建设项目、土地交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矿产交易、林木经营权、广告位经营权、机关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等公共资源年交易项目达400个左右，年交易额达8亿元左右。从这个意义上看，建立县级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同样相当必要。

四、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的原则

(一)遵循法律框架原则。在国家现行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土地出让、产权交易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框架内，设置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管理与监督机构，依法对全县公共资源交易进行统一管理与监督，不改变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执法资格，不会出现法律障碍。

(二)充分整合职能原则。撤消现有各专业招标投标委员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将分散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招标、投标管理职能划转到公共资源交易统管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对招标、投标工作的监督职责，实现管理与监督分离。

(三)协调和高效原则。对照“四大交易”，特别是建设项目所属类别，在统管机构分设若干内设机构，做到职责明确，关系协调，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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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我县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体制的思考

五、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统一平台的方向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公开交易，交易规范运作，运作统一监管的体制机制，可以尝试以下改革措施：

(一)建立统管体制。一是建立由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挂帅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与监督议事协调机构，承担工程建设项目交易、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交易、矿产资源勘探开采权交易、国有（集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以及药品和医疗器械招标采购等交易活动重大事项的领导和协调职能。组织协调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全县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制定我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和监督工作的目标任务；研究解决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与监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二是建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常设办事机构，承担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依法组织、协调、督促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部署；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研究制定我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与监督的相关办法和配套制度，审定公共资源交易的各项规则和制度；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和行政监督部门履行职能情况进行监督，对交易活动中产生的争议和纠纷进行协调处理；受理涉及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举报和投诉，会同有关部门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二)创新监管机制。建立“三位一体”、互为制约的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机制：一是市场监管，由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与监督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各有关部门、综合交易中心及交易各方的监管；二是职能监管，由各有关部门负责对公共资源交易的行业管理和行政监督；三是纪检监管，由纪检监察机关对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与各有关部门和综合交易中心实施纪检监督。

(三)构建统一平台。将政府采购与工程交易两个中心合并，将土地、产权等交易机构从原主管部门剥离，纳入综合交易中心，按照“应进尽进”的原则，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并明确界定进场交易范围：工程交易方面，凡在我县招标发包的建筑、市政、交通、水利、电力、信息产业等各类工程，包括工程的施工、监理及符合国家规模标准规定的勘察、设计、设备供应等，均应进场交易；土地交易方面，凡在我县进行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包括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和矿产资源开采权，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交易和国有租赁土地、划拨土地、出让土地的非公开交易等，均应进场交易；产权交易方面，凡在我县境内进行的各类国有、集体产权（股权）的转让，法院执行、银行抵贷涉及的国有、集体资产转让和政府特许经营权等社会公共资源的有偿转让等，均应进场交易；政府采购方面，凡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货物、设备、材料和服务类项目，虽未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但超过规定的采购限额标准的货物、设备、材料和服务类项目，以及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项目中的重大设备等，均应进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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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镇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调查报告

一、**镇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在上级各部门的政策引导下，新型农业项目兴旺发展，成立农民合作社29家，其中种植业18家，畜牧业6家，服务业3家，合作社成员432个，带动农户1100多户。在类型上，以畜牧业发展为主的专业户数量较多，发展较早，共计36家。其中养猪28户，年出4700多头，蛋鸡场6座，存栏3.7万只，蛋鸭成员户76家，带动240多户养鸭，年出栏青年蛋鸭300万只，蛋鸭存栏5万多只。近年来种植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以花卉、苗木为主园艺项目迅速发展，规模经营大户9个，总面积1910多亩，带动农户70多家，改变了种植结构。我镇积极响应县委、政府号召，大力发展茶叶生产，成立茶叶合作社4家，新增茶叶面积2400多亩；农机服务业与时俱进，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土地利用率不高，农机合作社有了用武之地。通过多种形式流转，农民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劳动强度大大降低，种植质量和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劳动成本降低，农业新技术能充分应用，机械化应用程度较高。

二、土地规模经营现状

我镇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是出租。所出租的土地一是与农机合作社合作，种植粮食作物；二是茶叶生产；三是苗木花卉的种植。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规模小、资金少、农民合作社成员少，流转土地规模小，合作社的作用不能显现，各自为战，没有合力，没有统一的销售网络。

三、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议

对建立家庭农场、土地经营大户要出台政策，给予项目上的扶持，所经营的土地给予补贴，从政策上切实调动土地经营者的积极性，减轻负担，给予优惠贷款的政策、税收减免政策等，鼓励大户、实业家参与土地经营。根据我镇实际情况，建议以茶叶、苗木花卉生产为主要发展方向来提高土地利用率，提升土地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农业科技棚架，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等，切实让我们的土地通过流转、托管、代管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多元化，农民挣钱途径更为广阔，单纯的土地收入已满足不了需要。土地零散、不能集约化生产，导致机械化程度低，劳动成本高，农业新技术推广难。

2、土地集约化，生产经营结构容易调整，生产管理、销售专业化，能达到农机、园艺完美结合。

3、解放了劳动力，从事效率更高的工作，农民收入增加，达到了省心、省力，改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创新农村经营体制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关于渝北区龙兴镇奶牛协会的调查报告

创新农村经营体制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关于渝北区龙兴镇奶牛协会的调查报告

2002年专题调研

创新农村经营体制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关于渝北区龙兴镇奶牛协会的调查报告

王义北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产品供过于求 “卖难”的矛盾更加突出，市场对生产的引导和调节作用日趋增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按市场规则组织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要求更加迫切。发展专业化生产规模，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不仅成为了广大农户最为迫切的要求，也成为了各级党委政府苦苦思索，急望破解的难题。创新农村经营体制，发展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为主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问题已不可回避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党委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实践的最前沿进行了许多生动活跃的有益探索，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运而生。据统计，迄今为止，我市比较规范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已达2101个，加入的农户达34.7万户，约占全市农户总数的5%。

渝北区龙兴镇奶牛协会就是我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发展较好的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002年该协会成为农业部在全国的试点示范组织。为此，今年10月间，我们对渝北区龙兴镇奶牛协会进行了实地调查、深入研究。我们感到这个协会的经验和作法对我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发展都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主要特点

1、发挥优势，能人带动

渝北区龙兴镇地处重庆近郊，距主城区仅50余公里，面积47平方公里，人口3.2万人，是典型的粮猪型农业乡镇。随着重庆市奶业的兴起，农民养殖奶牛的积极性很高，乡镇党委政府也把发展奶牛生产作为发展该镇农村经济的重要举措，于是，他们引进龙头企业把该镇作为鲜奶生产基地。在基地建设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2001年7月1日，由农民奶牛养殖大户刘庆容、黄时文、周尚平、张光义发起组建了奶牛协会。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奶牛协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了300多农户，存栏奶牛也发展到了1204头，年交鲜奶2500吨，实现销售收入500余万元，户均实现利润1.5万元以上。

2、“民办官助”，发展顺利

该镇在发展鲜奶生产初期，遇到了如何买奶牛？怎样筹措资金？怎样修牛圈？怎么划片发展？怎样与龙头企业打交道？怎样提供饲养奶牛的一系列服务等等难题。镇党委政府大包大揽，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是，扯皮事很多，农户、企业都不满意，党委政府也不满意。当奶农大户打算自发联合的时候，镇党委政府非常敏感，积极帮助农户筹建奶牛协会，选出了理事会，制定了协会章程和管理制度，并在协会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都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同时，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也及时地提供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章程原则等等。可以说，离开了这些支持和指导，龙兴镇奶牛协会的建立和发展都将非常曲折。

3、运作规范，会员放心

由于有镇党委政府和各级农业部门的指导、支持和帮助，龙兴镇奶牛协会从一开始就步入了规范运作的轨道。该协会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理事会，选举产生了理事长、理事，并实行了理事会成员分工负责制。他们还讨论和通过了协会章程，制定了决策制度、财务制度、经营制度和利润分配制度。实行入会自愿、退会自由、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例如：明确费用支出实行理事长一支笔审批，300元以内理事长审批，300—1000由理事会研究决定后，理事长审批。1000元以上需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后，理事长审批。会员大会决定理事会三名成员为会员服务实行定额补贴，每人每月200元。会员每户每年交会费30元。每公斤鲜奶由企业和奶农各出1分钱作公共积累和风险资金。每头奶牛每年交300元钱作意外死亡赔付风险金。并且，制定了统一的服务收费标准。每月30日扎帐，6号清帐，并上墙公布。协会理事长的分工责任，重大问题的决策结果，财务收支情况等等关系会员利益的重大情况一律民主决策，公开透明，上墙公布。协会活动令会员放心，很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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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瑞典、法国基层自治体制的考察报告

这次赴欧考察，德国、瑞典、法国的有关专家学者给我们介绍了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大量关于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信息。在听取介绍和实地考察过程中，由于国内所从事工作的原因，我们对上述三个国家基层治理体制格外关注。它们规模各异的市镇建制，形式多样的市镇自治组织体制，较为明确的权力职责，有保障的经费来源，以及令人瞩目的发展新动向，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规模各异的市镇建制。     如同欧美其它发达国家一样，德国、瑞典、法国在中央（联邦）级、省（大区、州）级的各种权力配置及其运行已十分老道，并为世人所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国在中央（联邦）、省（州）层面保持一套完善而又相互制衡的公共权力体系的同时，在基层还保持了规模多样的建制市镇。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国家政权分为三级：联邦级、州级（16个）和地方级（8,000多个）。在德国，1,120万居民的巴伐利亚（bavaria）州有2,056个市镇，250万居民的布莱登伯格州（brandenburg）有1,700个市镇，  600万居民的汉森州（hessen）有426个市镇，46万居民的撒克斯尼亚州（saxonia）有968个市镇，760万居民的莱登撒克逊（niedersachsen）州有1,031个市镇，而350万居民的柏林（berlin）本身也是一个市镇。在我们到访的北莱茵－威斯特～州共有396个市镇，其规模也是各异，其中有30个人口超过10万人，最大的是科伦市，人口达100万，小的市镇人口只有几千。     瑞典既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也是一个单一制的地方分权型的国家。国家政权分为三级：中央级、省级（21个）、市镇级（municipality，290个）。在瑞典，全国总人口只有近900万，但市镇建制却有290个，平均每个市镇有居民30,900人，大的像首都斯德哥尔摩人口达761,000人，小的市镇只有2,600人。历史上瑞典的市镇更多，从1862年地方自治改革后，市镇不断合并，到1952年市镇数量已由早期的2,500多个减少至1,100个，到1974年再减少至278个，今天全国市镇数量稳定在290个。     法国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型国家。国家政权分为：中央级、大区级（22个）、省级（100多个）、城市（市镇）联合体级、市镇级（36,000多个）。在法国，市镇建制早在1884年就正式确立了。目前市镇数量已达36,000多个，据说比原欧盟15国市镇数量的总和还要多。有2万个市镇的人口不足2千。由于许多市镇人口太少，法国中央政府曾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市镇之间进行合并（但不是强制），但推行的结果，大约只有500市镇之间愿意相互合并，更多的市镇不愿意合并。     二、市镇自治的组织体制     三个国家的市镇均实行自治体制，但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在体现和实现自治的组织建设上，三个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又有不少差别。     在德国，乡镇是德国最基层的地方自治单位。它不是州政府的下属行政单位，而是组成县的自治团体。德国基本法规定，在州、县（市）和乡（镇）中必须设立经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秘密选举产生的机构代表人民。这种代表机构在乡（镇）一级可由乡（镇）民大会代替之。由于多种原因，德国各州的乡镇自治体制有所不同。从组织建设的角度来看，大体上有四种类型的乡镇自治组织体制：一是北部德国的乡镇议会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选民直接选举乡镇议会；乡镇议会选举议会的各个工作委员会，选举乡镇长，选举或任命乡镇总监；乡镇长只是议会主席和乡镇礼仪上的代表。乡镇总监是行政首长，具体行政事务由乡镇总监负责。这种组织体制类似于欧美许多国家的市镇经理制。二是德国南部的乡镇议会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乡镇议会和乡镇长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乡镇议会选举议会的各个工作委员会，控制一些乡镇事务；选民选出的乡镇长是乡镇议会的当然主席，同时又是行政机构的首脑。乡镇长领导乡镇议会，乡镇议会通过的决定由以乡镇长为首脑的行政机构负责执行。三是莱茵河流域的乡镇长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选民直接选举乡镇议会；乡镇议会选举议会的各个工作委员会，选举乡镇长；乡镇长既是乡镇议会的主席，又是乡镇行政的首脑，既领导乡镇议会，又领导乡镇行政机构。四是市自治机关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体制是：选民选举乡镇议会；由议会选举议会的各个工作委员会，选举乡镇长并监督行政工作；乡镇长只是乡镇行政事务的首脑，并不是乡镇议会的领导人，只负责乡镇行政事务，不领导和主持乡镇议会。至于基层自治体的日常运作，由于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全国没有统一规定，据我们访问的北莱因－威斯特～州内政部的介绍，该州是每5年选举一次市镇议会的议员，各市镇议会议员的规模在20－45人之间（除波恩市67名外），市镇议会一般每月开会一次，或每年至少召开10次会议。市镇议会的准备工作绝大多数要由市镇长负责，市镇长还有几个助理，大城市的市长还有2－3个副市长。市镇议员绝大多数都是荣誉性的，  工作很累、很辛苦，所以，他们现在讨论像波恩这样的大城市，市议会的议员能否实行专职。     在法国，市镇是最基层的自治体，它由市镇议会和市镇政府组成。市镇议会任期6年，由选民普选产生，议员人数根据居民人数而定，由9名（居民少于100人）至69名（居民达到或超过30万）不等（但三个城市例外：巴黎163名，马赛10名，里昂73名）。市镇议会每年至少举行4次例会，应共和国专员、市镇长或三分之一市镇议员的请求，可以召开临时会议。市镇长由市镇议会选举产生，是市镇的行政首长，但一旦选出市镇长又不对议会负责，在其任职期间市镇议会无权罢免。根据规模大小，市镇可以设置市镇助理，负责市镇长交办的事务。市镇助理由市镇长提名，议会通过，任职期间如不称职，市镇长有权向市镇议会提出将其罢免。市镇长、市镇长助理与议会市镇议会议员任期相同。市镇长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央在地方的代表，又代表基层市镇议会执行机关。市镇长主要受中央政府和共和国专员的监督，总统有权将其罢免，中央政府内政部有权停止其职务

3个月，设在大区和省的共和国专员拥有停止其职务1个月的权力。     与德国、法国比较而言，瑞典市镇自治的组织类型要简单些。全国290个市镇政权基本上都实行的是议会－行政合一的组织体制。全国每一个市镇都有一个由31－101名议员组成的议会，选民每四年选举一次市镇议会。我们访问了人口有182,000名，在瑞典号称第四大城市的乌浦索拉市（uppsala），该市议会领导人说，市议会是乌浦索拉的最高决策机构，其81名议员是由选举方式选出，与国会、省议会选举同时举行。现在81名议员分别来自社会民主党、现代党、左派党、自由党、绿党、～教民主党和中央党。由15人组成的乌浦索拉市市政委员会，就是乌浦索拉市的政府。它负责全市的发展、财经和管理工作。市议会内设了14个专门委员会，并在市政委员会下面也设定了14个办公室，以便与议会专门委员会相对应。这14个委员会（办公室）分别是：青少年、教育与就业、区街服务委员会（办公室）；发展与规划委员会（办公室）；房地产委员会（办公室）；娱乐与生命委员会（办公室）；街道和交通委员会（办公室）；文化事务委员会（办公室）；环保与健康、证照许可委员会（办公室）；成年人残疾事务委员会（办公室）；救助服务委员会（办公室）；老龄市民委员会（办公室）；卫生委员会（办公室）；治安委员会（办公室）；乌浦索拉市直接服务委员会（办公室）；乌浦索拉市关怀与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瑞典的市镇议会每年至少召开10次会议。所提出的动议将首先由各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然后再提交市政委员会讨论，然后再交市镇议会进行表决，市镇行政管理部门或公司的工作人员执行议会通过的政治决议。市镇议会开会时对公众和新闻媒体开放。     据有关专家介绍，德国、瑞典、法国基层自治的组织体制在欧洲是很有代表性的。奥地利、瑞士、荷兰、比利时、甚至匈牙利、俄罗斯都有与德国相似的组织制度；北欧许多国家像挪威、芬兰、丹麦的基层自治组织与瑞典的情况大体相似；法国的经验和做法对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以及法国在亚非前殖民地都有很大影响。     三、市镇的主要职责     与我国乡镇等基层政权组织不仅要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城乡建设事业，而且还要负责本行政区域的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有所不同，德国、瑞典、法国三个国家市镇的职能比较单纯，自治的权限主要体现在地方性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     在德国，虽然联邦基本法第28条专门规定：“必须保证各乡在法律范围内拥有独立负责地处理地方性事务的权限。”但由于联邦基本法只规定了地方自治的原则，没有具体的规定，具体的规定只能依赖于各州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作出了。这样制度安排的结果是，一方面，各州的法律规定为市镇行使自治职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依据，同时，又由于各州立法不同，从而也使市镇实际享有的自治权力有所不同。在我们访问的北莱茵－威斯特～州，该州法律规定市镇政府主要在一些公共事务管理领域承担职责，进行活动，像中、小学的学校管理、幼儿园、废水收集、青少年帮助、男女平等、住房补贴等。     在瑞典，由于省政府的权力主要体现在提供医疗和牙医服务上，因此，大量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工作就落到了市镇政府的头上。据了解，全国一多半的公务人员是在市镇工作，而市镇这个层次也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事务。据介绍，瑞典的市镇政府普遍承担以下事务：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老龄人的照料、残疾人的照料、社会服务，另外还担负市镇规划、房屋建造、市镇道路与公园管理、救援服务、垃圾和废弃物的收集与处理、水的供应及污水处理、体育与娱乐、图书馆与文化设施的建设、管理。     1982年3月，法国《权力下放法案》实施后，中央政府调整了对地方的领导体制，并根据该方案规定了各级地方政府的职权。其中，市镇议会的职权是：选举市长和市长助理；讨论和表决市镇预算并监督执行；决定市镇公共工程及实施方式；建立公益公共设施；管理市镇公共机构；批准市镇长签订的合同；讨论和征收不动产，接受遗产；制定市镇公务员章程；负责社会福利和公共救援。目前，市镇的预算已在法国大区、省、市镇等地方行政总开支中占去了三分之二，而市镇工作人员，则占地方行政公职的90%。4月30日，我们专门赴位于奥尔良市西南7公里的圣希莱－圣美满镇（st hilaire st mesmin）考察。该镇提供的材料对我们理解法国市镇的职权很有帮助，现将有关资料摘抄如下：圣希莱－圣美满镇有人口2407人，镇议会有18名议员，镇政府有1名镇长、5名副镇长，共有22名工作人员。他们从事的公务是：1人是政府的秘书长；1人主管财务；1人负责财务执行；1人负责学校、社会上的庆典工作；2人负责户籍、城市规划、选举、镇长秘书处以及接待事务；1人负责田园守护；5人在技术部工作（负责道路、绿地、建筑）；4人在学校食堂工作，负责每天准备160份餐食；3人在幼儿园工作；3人在托儿所在半工。     镇政府既代表国家对公民办理某些行政手续（如户籍、选举、普查等），又自主行使地方职权。镇长提醒我们说，在镇政府的地方职权中有两项尤为重要：一是城镇规划，政府通过规划来实现领土整治，维持农业经营，保护自然景观，把握城镇发展；二是提供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务，如饮用水、市镇警察、幼儿园、小学校等。此外，镇政府还根据自身的能力情况，在社会救济、支持经济发展、发展体育文化、支持社团等方面发挥补充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联邦制的德国，还是单一的瑞典和法国都它们都强调：市镇行使自治权力必须接受上级政府的监督。在德国，市镇在地方事务领域行使职权时，必须遵守欧盟法律、联邦法律和州法律，接受州政府的监督。否则，州政府就会到法院控告市镇政府。对于州政府委托或转移动事务，市镇政府不得拒绝，但市镇政府如认为州政府侵犯了市镇政府的权力，可以依法到宪法法院控告，以寻求公道。在法国，中央政府更是通过行政监督、财政监督和技术监督等三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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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

一、改革体制，创新机制，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多次探索。特别是1998年以来，按照市场化取向，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到“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再到主产区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试点，经过不断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实施，特别是粮食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进一步推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粮食生产的同时，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这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内容，对于构筑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新格局，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市国有粮食企业在全省率先超额完成减员分流的改革目标（减员分流3003人）后，又积极稳妥地实施了“两放开一调整”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通过这两项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破解了“三老”难题，走出了困境，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粮食产业化经营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国有粮食企业实现了由“计划主渠道”向“市场主渠道”的演变，打造了粮食产业经济新平台，建立了粮食市场预警系统和粮食行情监测系统，初步建立了本市粮食宏观调控体系，也调动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这些成绩是来之不易的，市委、市政府对粮食部门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如果置于新的时代背景下来看，我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目前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仍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认真探索并加以解决。粮食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监管相对薄弱，宏观调控能力不强，粮食企业机制不活，市场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粮食县、区长负责制还没有完全落实等等。这些问题表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作用：第一，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建立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在绝大多数商品市场和价格已经放开的情况下，粮食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其市场和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市场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确立粮食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规范粮食市场秩序，解决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程。第二，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近几年，粮食比较效益下降，种粮农民增收困难，从而造成粮食生产滑坡。尤其是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农民不能直接得到补贴实惠，增产不增收，这就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对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粮食的重要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无农不稳，有粮不慌，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粮食生产和粮价的大幅波动，会产生强烈地连锁反应，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改善和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不仅有利于确保粮食市场稳定，也有利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之，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周密部署，强力推进，坚决打好我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攻坚战。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正确处理好粮食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次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放开收购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改革要坚持的原则是：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有利于种粮农民增收，有利于粮食市场稳定，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要达到的目标是：粮食购销市场化，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监管规范化。与以往相比，这次粮改更为全面、更为深刻、更为系统。从主产区的角度看，既要确定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又要解决好原有体制遗留的历史问题；既要全面放开，又要监管跟进；既要搞活流通，又要加强宏观调控；既要主产区多做贡献，又要主销区自求平衡。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发展粮食生产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中部地区的崛起，首先是要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这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发展农业，首先是搞好粮食生产和销售，这既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我们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调优增效。只有粮食生产得到稳定发展，结构调整才有坚实基础。反过来，只有通过结构调整，才能更好地促进粮食生产。只有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是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保证，才能避免高产低效、增产不增收局面的发生。二是要正确处理好放开市场与加强监管的关系。放开市场和加强监管，是这次改革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既要放开搞活，又要加强监管；放开是必然，监管是保障。放开不是放任自流、一放了之，监管也不是管死、不是制约，而是规范和服务，是放而不乱，管而不死，管放结合，活而有序。粮食既是重要商品，又是特殊商品，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对粮食市场的管理。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在深化改革中加强市场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真履行职责，从市场准入、监管服务、整顿秩序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三是要正确处理好主体多元化与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的关系。发展多种所有制粮食企业，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有利于搞活粮食流通，但这并不是不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这个主渠道。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是国家实行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如果没有这个抓手，政府就难以有效地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在粮食收购、掌握粮源、保障市场供应和服从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尤其在目前的过渡阶段，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尤为重要。没有多元化不活，没有主渠道不稳。主渠道是多元化格局中的主渠道，多元化是有主渠道支撑的多元化，主渠道作用要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面向市场，转换机制，增强竞争力，认真执行国家粮食政策，尽快走向“市场化的主渠道”。四是要正确处理好粮食全面市场化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系。市场不断档，粮价不暴涨，这是我们在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粮食是季节性生产、常年消费的商品，粮价是百价之基，万民之本，如果粮食供求出现大的波动，势必影响经济全局，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的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县、区粮食储备制度，建立中长期粮食供求总量平衡机制和市场预警体系，开展粮食产销区之间的长期稳定协作等。三、加强调控，各司其职，切实把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落到实处这次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好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正确认识、深刻理解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基本精神。粮食安全是政府的职责，而且主要是行政一把手的重要职责，只有加强一把手的责任，提高一把手的责任意识，才能把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真正落到实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县、区长负责制，要签订责任书，哪一级出问题，哪一级负责。县、区长要切实担负起本地粮食生产、流通和安全的全部责任。一是要重视粮食生产，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二是要加快推进国有粮食企业的第二步改革，促使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发挥主渠道作用。各县要确保年底前完成改革目标任务。三是要按要求建立县、区粮食储备，力争两年内达到省下达的规模。今年我们已经建立了首批市级粮食储备，各有关单位要继续通力合作，确保年底完成任务，否则将按规定追究有关单位责任。四是要规范粮食经营行为，建立和维护粮食市场正常秩序。五是要搞好产销衔接，做好区域内粮食供求总量平衡，保证粮食供应和粮食价格基本稳定。二要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职能作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在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的职能作用，深入研究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各负其责，密切配合，抓好落实。各级粮食主管部门，要逐步实现从粮食行业管理向全社会粮食管理转变，精心组织实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整体方案，切实履行粮食流通监管的职责，健全粮食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的督促和指导，加强行业指导和粮食统计，继续做好政策性粮食供应工作。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要求，履行好各自的职责。三要加强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长期以来，我市国有粮食部门，为保证军需民用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广大粮食干部职工迎难而上，开拓创新，为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希望在新的形势下再接再励。各县、区政府要稳定和加强本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机构和队伍建设，人数较少的要适当增加人员编制，保证执法经费，使其承担起粮食流通的监管职责。同志们，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是当前经济工作中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我们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合力推进，努力为我市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